周恩来同志想了想问道，“措辞是不是注意一些？”
“不，一字不易！恩来同志，你要清楚，现在是德国人求着我们，不是我们求他们，得让他们摆正位置，雅利安人是一等人这一套东西，国内扯淡就够了，别放在国际上丢人现眼！
这些战略物资，是德国备战所必须的，他在国际市场上，少量买买可以，但是想大批量购买，而且还不用支付真金白银，只有我们一家可以提供，别的国家根本做不到！
而我们需要的东西，就算德国人不给，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苏俄，为了拉拢，迟早会有一方给出我们需要的东西！”
周恩来同志微微一愣，委婉的说道，“纳粹德国是法西斯政权，十分残暴，既然我们可以从别的国家那里拿到，为什么我们还要和他们交易……”
“恩来同志，你呀你！”谷雨气得要死，“德国要是不强，他们怎么敢发动战争？德国不发动战争，英法还怎么削弱？英法不削弱，我们怎么把他们的势力从我国和周边赶走？
还有，德国强大了，苏俄同志的注意力才会更多的放在德国人身上，他们想稳定远东形势，就必须更加依赖我们。
既然需要我们，就必须给我们更多的支援，外蒙迟早也要还给我们，这么浅显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懂呢？
你有空好好翻一番卑斯麦，伊藤博文等人的传记，他们都是外交高手，看看他们当年在怎么周旋于列强，帮助本国强大起来的！”
说到这里，谷雨耐心的教导起来，“所谓外交，在我看来，就是利用各种手段为本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局面，最下三滥的手段是日本为了侵占我国，搞出了那一套蛮横外交，除了被受害国恨之入骨以外，并无太多好处；
最好的办法是用合法手段、合法理由制造有利于本国的政治局面，被害方明知道吃亏，也没办法指责对方做的不是，美国给我们优惠贷款，让我们折腾英国，苏俄同志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要求我们和蒋介石谈判，都是如此！
我国还非常弱小，必须善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制造对我有利的外部环境，这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发展和壮大的需要！
我为什么在缅甸折腾，就是因为我在缅甸放一个纵队，虽然得罪了英国人，也消耗一些物资，但美苏会给我们太多需要的东西，得远远大于失。
我当年在东三省不断主动进攻日本人，搞百团大战，也是同样的玩法，就是利用苏日，张学良和日本人的矛盾，争取其中一方的支持，谋求我党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
作为弱者，一定要利用强者之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从中牟取实利！要想获得强者的支持，你必须有价值，价值越大，得到的东西就越多！
要不是我不断布局，在九一八前后，使用了那么多手段，你真以为张学良会那么蠢，会前前后后给我们一个师的武器弹药？
要不是四路军证明可以牵制日本鬼子，你真以为苏俄同志会那么国际主义，拿出那么多武器，武装我们？
恩来同志，我一直都说斯大林非常实用，非常现实，什么意思，你还不懂吗？你对他没有价值，甚至是拖累，他看都不看你一眼，顶多会给你三瓜两枣！你只有对他有价值了，他才会正眼看你，才会给你一些东西，奖励你！
是，我们这些矿可以和苏俄交易，可以和美国、法国交易，问题是他们国内或者他们的殖民地都有，我们那些矿产的交易价值根本就不大！
和德国人交易，我可以理直气壮的要求德国人拿各种精密仪器，拿最新式的两千吨水压机，拿水泥球磨机，这些国之重器的制造技术作为交换，可是和其他三国交换做得到吗？
你不看看苏俄给我们的都是什么，都是二手军工设备，连简单的活塞发动机制造技术都扭扭捏捏不肯给，钢铁精明着呢！要是我们什么都能自己制造，对他们无所求，又怎么会买他的帐？”
说到这里，谷雨满脸都是冷笑，周恩来同志默默得听着谷雨发泄，他知道谷雨表面上对苏俄客客气气，可内心憋屈了很久，想想也可以理解，连母亲和妻子女儿都送到苏俄去了，第一书记当到这个份上，能不窝火吗？
周恩来同志长出了一口气，低声说道，“要是德国人太强了，会不会，谷雨同志，我们现在还离不开苏俄同志的支持！”
“日本人也比我们中国强，你觉得日本可以鲸吞中国吗？”
“那怎么可能！”
谷雨咬着牙低声说道，“那就是了，日本都啃不下中国，德国怎么可能啃得动苏俄，你不看看苏俄多大的领土，苏俄又有多少飞机大炮，杞人忧天什么！
说实话，就算德国人不愿意卖那么多东西，我也会卖那些矿产给他们，他们越强越好，最好是能够打到莫斯科，让苏俄死上一代人，到那个时候我们想要什么，斯大林都会提供！”
周恩来同志瞠目结舌，难以置信谷雨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恨之入骨呀！到底当年他在苏俄经历了什么，竟然会让他产生这样的想法。
只见谷雨瞪着眼，直视着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半个中国，不是以前那个只能仰仗苏俄的地下党，你思考问题的习惯一定要改变！
你一定要记住，你现在不是被蒋介石到处追杀的共匪头子，而是名正言顺的中国领导人，你考虑问题只能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共产国际或者苏俄的国家利益跟我们无关，你的立场必须站稳！”
周恩来同志的心中如同被大石头猛击了一番，恍然大悟，他立刻不由自主得挺直腰杆，十分郑重的回复道，“谷雨同志，我一定会牢记您今天这番话！”
谷雨点点头，“你能够理解就好！”
谷雨转身离开，周恩来同志默默的跟在身后，保持着半个身位的距离，深通人性的周恩来同志知道谷雨今天的发泄事实上也是警告，非常严重的警告。
他猛然间想起了蒋介石，眼前的谷雨有蒋介石之长，却毫无蒋介石之短，目光远大，更是过之十倍百倍，本身又坚忍无比，怪不得蒋介石遇到他，一直是束手束脚，一路败退！
有这样的人，领袖全党，而且他还这么年轻，真是国家和民族之幸，必须坚决站在他一边，拥护他的领导，绝不能站在他的对立面，绝不能……
这个时候，谷雨想了想说道，“恩来同志，稼祥同志目前在国际任职，短时间内应该回不来了，这样一来，书记处只有四名同志，表决也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增补一位中央书记？”
周恩来同志微微考虑了一下，这才笑着回道，“确实有必要！”
“我昨天和老毛也谈过了，他也支持，陈云的态度也是支持的，既然这样，我们召开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按照顺位增补弼时同志为中央书记吧，你看怎么样？”
周恩来同志微微一愣，不过他立刻点头同意，“弼时同志确实是很合适的人选！”
谷雨点点头，接着说道，“现在我们已经坐拥半个中国，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有必要对各省的划分进行一次调整。
我的想法是，绥察省拆分，察哈尔和冀热辽省委合并，成立内蒙省委，省委驻地为张家口，主要领导班子由原冀热辽省委负责。
河洛省委取消，晋南一带重新划给山西省委，豫西部分成立洛阳直辖市，洛阳直辖市领导由河洛省委负责，潼关到郑县铁路沿线各县都划给洛阳直辖市。
同时重新成立绥远省委，由原绥察省委班子组成，中原省委改为河南省委，鄂豫皖和原中原省委合并成立河南省委。
这样一番调整之后，各个省的行政区划基本按照原来各地方划分，管理上的问题也减少了一些，地方工作不太容易受到大的影响。
另外我准备在省一级，再成立几个大局，以主持几省工作，有效的分解中央的领导压力。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西北局，领导甘肃、宁夏和未来的青海，新疆；
同时也成立了西南局，领导重庆直辖市，四川省，贵州和云南；还有东南局，领导湖南和原赣闽根据地。
北方也有必要再成立两个局，内蒙和河北，未来将直面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压力非常大，我们需要成立华北局，统一领导两省工作，平津地区和东三省地下工作，也由华北局领导。
华北局第一书记由陈郁同志担任，陈郁同志同时兼任华北军区政委，段德昌同志为第二书记，同时兼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河北省委书记黎玉任第三书记。
另外我们需要成立中原局，统一领导河南和洛阳直辖市的工作，山东和长江以的地下工作也由中原局领导。
第一书记由陈赓同志担任，同时兼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书记由罗登贤同志担任，同时兼任洛阳市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薄一波任第三书记。”
听到这里，周恩来同志有些奇怪的说道，“那山西、绥远和陕西省委呢？”
“由中央直接领导，三省为腹地，目前已经基本稳定，没有必要划归给相应的大局，成立大局属于战时安排，只要形势稳定，各个大局未来都将会撤销！”
周恩来同志点点头，表示认可，谷雨接着说道，“这是地方安排，中央层级也要进行一些调整，我们现在摊子大了，中央的工作需要进行一些分解，实现分工领导，我准备在中央再成立几个委员会！”
谷雨一一说明白了他的意图，准备成立中央学习和宣传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为主任，邓中夏、沈泽民两同志为副主任（沈泽民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主任）；
中央党建委员会，周恩来同志为主任，饶漱石、刘天章两同志为副主任（刘天章为中央监委副书记）；
中央政法委员会，任弼时同志为主任，康生、柯庆施为副主任；
中央财经委员会，陈云同志为主任，陈镜湖、张闻天为副主任（陈镜湖、张闻天相继调回中央，恢复原来的职务）；
中央工建委员会，谷雨为主任、陈云、李强为副主任；
中央外交、统战和通商委员会，谷雨为主任，周恩来、南汉宸、叶剑英为副主任（叶剑英为中央统战部长，南汉宸是商业部长）；
再加上中央军委，中央监委，中央就形成了八大委员会，另外还有中央民委，总工会，中央农委这些专业部门，不过影响力相对小一些。
这八大委员会中，谷雨除主持全局以外，还将分管中央军委，中央外委，中央工建委三个委员会，这也是谷雨现在主抓的，没什么变化；
毛泽东同志负责中央学宣委，同时他还是中央军委委员，可以参与军事工作，作为军委参谋，发挥其杰出的军事才干，这也是谷雨早就安排好的；
陈云负责中央财委、中央农委，总工会，同时他还是中央工建委副主任，也就说财经和总工会交给了陈云，即便是工建委，绝大部分工作也是陈云在主管，谷雨只管最重要的部分，比如钢铁，特种药品，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前沿领域；
周恩来同志则负责中央秘书处、中央党建委，同时担任中央外委副主任，另外中央社会部归中央外委和政法委双重领导，这些基本上也是他原来的职务分工；
但是任弼时不一样，他同时掌握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监委两大实权部门，在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本来这一部分是中央秘书处在管，不过秘书处千头万绪，不可能管得那么细。
谷雨考虑再三，决定成立中央政法委，让任弼时担任主任，谷雨想加强对政法系统的管理，防止一些乱象不断滋生，但政法委主任必须由正派的人担任，要不然就非常容易出幺蛾子，所以暂时由任弼时兼任，这两个委员会不能长期由一个人兼任……
谷雨告诉周恩来同志，中央八大委员会和地方大局的主要负责人将根据工作的需要，予以适当提升规格。
根据目前工作的需要，谷雨认为有必要增补陈镜湖、李强、陈昌浩三位同志为中央局委员、康生同志转为正式委员，另外增补邓中夏同志为中央局候补委员。
这四个人之中，陈镜湖对共产党在北方的起家起到了关键作用，要不是他帮着谷雨在热河拉起了上千人，四路军绝不至于发展那么迅速。
正是因为陈镜湖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陈镜湖在党内的地位上升很快，先是担任热河救国会会长、绥远省长，然后是北方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陕西第一书记，现在回到中央任职，是陈云的副手。
事实上，中央财经委本来最合适进入中央局的是南汉宸和毛泽民，但前者长期辅佐杨虎城，后者是毛泽东同志的弟弟，两人都有缺陷，所以只能是中央执行委员，不适合进入中央局，选择陈镜湖担任副主任就成了必然；
李强以前是中央特科交通科长，后来随谷雨北上，长期负责军工科技等领域的工作，现在是工建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是工建委核心人员，在陈郁被调走后，他必然会全面主持工建委日常工作，考虑到工建委的极端重要性，李强进入中央局就成了必然。
陈昌浩的提拔，则是因为他通过了考验，被谷雨作为四方面军在中央局的代表，同时他也是西北局书记，其他几个大局书记除陈赓这个军人以外，其他都是中央局委员，他成为中央局委员，自然无话可说。
而增补康生，原因很简单，现在谷雨需要康生干活，你让人家干那些活，不在政治上提拔他，说得过去吗？过去压制，就是为了有空间提拔，以此逼着他干活，本质都是权谋……
至于提拔邓中夏同志，事实上更多的是平衡，中央学宣委的副主任怎么也要有一个同志进入中央局，要不然怎么平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宣传委副主任被提拔到中央局不是应该的吗？当然还有一点是安抚毛泽东。
四人之中，陈镜湖、陈昌浩的提拔无话可说，李强同志的提拔属于谷雨、周恩来和陈云同时都能接受的，那么就应该提拔一位毛泽东同志比较认可的。
邓中夏同志在党内资历非常深，与毛泽东同志关系相当不错，提拔他自然无话可说，不过他并没有做出大家都服气的表现，只能从候补委员起步。
谷雨接任中央第一书记，已经两年了，五中全会开了一年多，谷雨现在进行人事的调整顺理成章，他也需要将自己的拥护者送到中央，陈镜湖，李强，还有谷雨的同学陈昌浩，再加上现在一心一意干着脏活的康生，谷雨在中央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这套班子应该离谷雨心目中的领导班子比较接近吧，周恩来同志想了想问道，“是不是乘着和谈，尽快召开七大，完成人事调整？”
“在太原的中央局委员超过半数，可以召开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在扩大会议上调整就可以，等完成风气整顿后，再召开七大也来得及！”
周恩来同志沉默的点点头，让毛泽东负责整风，亏谷雨想得出来，但是毛泽东来到中央，总要安排工作吧，谷雨把军委当成自己的禁脔，连副书记都不设立，毛泽东只是委员，他连军委都进不去，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在军政事务上插不上手，只能做参谋。
那么能交给毛泽东处理的只能是宣传工作，而且事实也证明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那么由他来领导整顿，自然合情合理，所以即便心里很不喜欢，周恩来同志也找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更不要说他还是戴罪之身，有些事情还没有说清楚。
当然了，如此重大的机构调整和人事安排，需要进行大量的私下交流，不过谷雨这一次并没有改变政治格局，党内应该不会有较大的反应，要不然周恩来同志也不会这么迅速的接受。
就在谷雨和周恩来同志交谈后，毛泽东同志并没有立刻参加书记处工作，而是首先开始了调研，作为一位杰出的农运革命家，他并没有立刻前往谷雨的骄傲太原工业企业调研，而是准备跑到太原以西的山村，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半个月。
毛泽东想好好看一看谷雨的农村土改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也是毛泽东同志一向的观点，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农村，只要农民解放了，无论帝国主义列强如何干扰，中国的革命肯定会获得胜利。
谷雨很爽快的批准了毛泽东的请假，同时把中央农委关于土改和农村工作的众多指导意见，还有八政四事的工作细节以及张闻天的调查研究一并交给了毛泽东同志参考。
谷雨把张闻天的报告放在最上面，笑着说道，“老毛，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同志对农村土改很有研究，他的调查报告对我党未来农村工作有着不小的指导意见！”
毛泽东同志烟抽的很凶，不过中央领导班子谷、廖、吴三人都不抽烟，他总不好当着谷雨的面抽烟，他只好和谷雨一样喝茶，他喝了一口茶，笑着点点头。毛泽东同志对留苏派一直不以为然，但留苏派差距很大，谷雨更是留苏派总头子，他又不好当面说什么，这样表示，心里的不以为然谷雨自然看得出。
看着毛泽东同志离开的身影，谷雨微微皱眉，他知道两人相处的第一关就要出现了，那就是富农问题。
中国的富农，人数虽然不多，在农业经济中也不占重要地位，但在土地改革中对它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对农村其他阶层，特别是中农，影响很大。
即便是谷雨领导期间，共产党的富农政策变化很大，石家庄战役前后，中央的指示是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但这个规定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执行。
这主要是因为，仅仅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在土改复查时，各地实际上对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也采取了没收的政策。
为什么如此，谷雨很清楚，当时共产党只有半个山西，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就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候富农肯定选择站在国民党一边，不平分土地根本做不到，贫雇农也不答应。
事实上工商政策也是如此，谷雨毫不犹豫的对晋商下狠手，也是同样的原因，不下手，他哪里来钱搞发展？哪里来钱买大炮？
但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土改，谷雨就调整了政策，明确要求各地保留富农经济，可以没收富农的出租地部分，但不允许没收富农的自耕地。
而且他明确要求土改一次调整到后，土改结束后富农开垦的新土地，绝不允许再触碰，必须想法设法保证新富农的生产积极性，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需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的……
形势改变，政策必须改，而按照谷雨新的政策，农村富农经济得到了保留，而最早完成土改的山西太原周边，土改已经结束一年多了，山西人又擅长经营，对八政四事理解又比较深刻，因此山西各地的新富农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产生。
而围绕着这些新富农，也诞生了一些经济组织，但大部分是私营雇佣性质的小作坊，而不是中央希望的农村合作社，原因很简单，山西的地太少了，自然也就不存在合作使用农具这些最早的合作化。
山西的新富农除了种地以外，都在搞多种经营，种植烟叶等经济作物的有之，跑出来经商的有之，甚至还有人在家里办起了小作坊，给民营资本家提供一些简单加工的配件。
谷雨也看过好几次，相比于一些同志的忧心忡忡，谷雨反而十分高兴，资本主义雇佣取代带有人身依附的封建租赁，无论如何都是极大的进步。
所以他采取的是保护和鼓励的态度，绝不允许基层干部再跑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此他在中央多次会议上，多次批评一些同志的过左做法。
但谷雨估计毛泽东同志看到之后，会大吃一惊，合着我们土改之后，没过两年，新富农就迅速冒了出来？这符合我们革命的初衷吗？
而在城市的国企之中，谷雨为了鼓励生产，采取的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办法，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一般为董事长，由工建委派出，按照工建委的指示督促国企完成各项指标，并不具体干预管理；
厂长和总经理则负责经营管理，相当一部分厂长和总经理都是留用，还有一些外聘的中外专家，负责企业的日常管理；
与此同时，各厂的工会则负责对工人的管理，由各级工会组织直接领导，他们的任务是代表工人，与代表国家的党委书记，与负责经营管理的厂长、总经理谈判，在保证按质按量完成生产任务后，给予工人足够的尊重和利益报酬。
甚至于城市的私营企业也是如此，国家对私营企业采取保护和鼓励的办法，城市又需要从私营企业中获取税收，自然不能容忍工人动辄搞工运，罢工这一套东西，也不能允许工人待遇太高，以至于影响了国企工人的心情。
这种局面下，各级工会组织自然不可能挡住党委，虽然不至于变成发毛巾的角色，但一定程度上的弱化成了必然，工会真正的作用实际上就是维稳，因此很多民营资本家迅速与上级工会代表成为了好友……
罗登贤没有看穿这里面的改变，被谷雨撤掉了总工会负责人的职务，王若飞理解了，所以他成为了西南局书记。
王若飞调走后，谷雨干脆让陈云兼任总工会一把手，从最高层直接弱化了总工会，根据地各级公会组织必须想法设法协助国企和私企鼓励工人干活，工人再苦，有农民苦吗？不干，有太多的人愿意干！
但是谷雨又十分忌讳工会代表与民营资本家走得太近，甚至拿着民营资本的钱在党内钻营，这样的问题已经出现，他的应对策略就是加强监委的权威，任弼时迅速上升就成了必然。
事实上，目前太原各家国企和私企差距并不明显，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管、卡、扣、罚，辞乃至于开除，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用教，迅速就冒了出来，私企做的事情，国企照做不误，不存在任何忌讳。
谷雨相信，毛泽东同志参观这些工厂，看到这一切时，肯定会问起同样的问题，这符合我们革命的初衷吗？
谷雨已经做好了毛泽东同志询问的准备，他准备很明确的告诉他，这就是列宁同志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实现国家资本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最后一道台阶。
“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么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
这是列宁同志的原话，这也是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精髓，其核心就是尽可能采用各种手段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向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做出让步，解决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
而这些手段不但包括了进一步加快国家所有的大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包括了大规模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苏联的经济，还包括了向外国资本出租和出借国有的矿山、工厂等等。
谷雨更进了一步，因为中国远远落后于俄国，现在还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外部环境更加险恶。
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与资本家合作，必须向民族资产阶级和海外华侨资本让步，充分动员民族资本和海外华侨资本的力量，促进中国总体经济规模的迅速提升，所以必须比苏俄新经济政策更加开放，必须向海内外资本开放更多的市场……
但这就必然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挑战，必须尽可能快速的壮大国有企业，不仅仅国家投资要巨大，同时还必须在质量上得到巨大的提升。
国有企业不能仅仅依靠国家的保护，那不现实，国家没那么多资源保护国企，国家不仅需要国企的数量和规模提升，同样需要生产效率的提升。
国有经济必须在正面的市场竞争中，战胜私营经济，如此才能拥有民营资本所没有的经济效率，才能不断加强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合格的经济管理人员，必须借用国内外优秀的管理经验和管理人才，采用总经理聘请制和各种经济手段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出现与私营资本相类似的管理一点都不奇怪，这甚至是必然。
最后谷雨会给毛泽东同志一个结论，他现在执行的经济政策，就是为了促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髓。
如果毛泽东同志想挑战谷雨的政策，也就意味着他在挑战列宁同志，谷雨并不在意毛泽东同志尝试一把，只要他能够扛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