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贤同志默默得翻看着中央的各种文件，不断用笔记录下来，作为未来满洲工作的指导，看了一会之后，他默默放下笔，陷入到了沉思。

　　目前中央的现状让罗登贤同志充满了不安，本来不应该如此的，一些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搞出了种种风波，太不合适了！至于他所说的对不对，罗登贤同志并不想知道，也没多大兴趣知道。

　　他只知道现在党的第一书记是谷雨同志，而这几年中国革命的实践早就证明谷雨同志的能力，他最有可能率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一些同志的诉求，本意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自身，罗登贤同志根本不想去猜测，他只知道自己不想，也不能掺和进去，他不愿意依靠这样的方式进入到中央书记处。

　　今天上午与谷雨同志交谈时，他也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他更希望继续留在满洲省委，作为革命的一份子战斗在最前沿，而不是留在中央，他坦诚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对中央全局工作把握得能力比较弱，还是留在满洲省委，做一些实际工作更适合他，这也是罗登贤同志的梦想，他实在离不开在满洲一起拼杀和战斗的同志。

　　随着四路军主力退到热河，随着日军在辽西热北铁路沿线部署重兵，满洲抗日的焦点地区已经不可避免的转移东满山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抗日联军四路军，已经成为了东北抗日的主力和核心力量。

　　在中央的指导，曾中生和赵尚志等同志的领导下，转移到东满的四路军，将建立根据地作为发展的头等大事，已经在东满地区建立了多个游击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农村根据地陆续成型，甚至还在吉东地区与朝鲜族同志合作，建立一个规模很不小的农民抗日根据地。

　　随着根据地的逐渐成型，四路军终于在东满地区扎下了根，有了根据地的支持，四路军才有了一定的休整和补充，生存环境也得到了不小的改善。

　　这个过程，并不仅仅是东满同志自己的努力，也跟中央的不懈支持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日军想法设法通过铁路线封锁，不过中央还是找到了增援东北抗日的办法。

　　四路军通过骑兵不断的大范围迂回，通过小米搬家的方式，将一批又一批精干的军事干部和物资运送到辽吉地区，再想法设法越过铁路线，增援东满山区。

　　这些被中央精心培训的军事干部，各个都是神枪手，每个人精通山林游击作战，熟练掌握各种武器，对冬季山区生存也非常有经验。

　　这些同志的到来，迅速提升了各个游击队的战斗力，迅速变成了各部的战斗骨干，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中央的最新指示和各种新式战术，并在东满山区大规模推广应用，率领广大的东北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过去一年多，东北地区并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而是分散开，大规模推广各种游击战术比如麻雀战，冷枪冷炮，地雷战，地道战等等，积少成多，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抗日烽火不仅在广大的东满如火如荼的进行，还进一步扩展到朝鲜北部。

　　日军虽然不断发动围剿，甚至搞起了集村并寨这样的险恶把戏，但日军并没有大规模动员，其在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兵力也就十来万人，所以四路军在东北还是有着不小的生存空间，人数仍然在不断壮大。

　　随着共产党的实力不断壮大，中央正在研究通过空投的方式，增援满洲地区的抗日，只不过四路军的空军还很弱小，目前还不能办到，不过随着共产党实力的不断上升，这一次迟早会到来。

　　在这个过程中，满洲省委在中央的指导下，组建各种抗日团体，并不断派出干部，深入到各行各业当中，宣传抗日救国，并将一大批有志于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北方根据地急需的技术工人安全的输送到北方根据地。

　　同时满洲省委还想法设法，利用各种关系，在伪军部队当中开展兵运，想法设法支援各种抗日武装的生存和发展，甚至不断有自动反正的伪军官兵，主动脱离反动队伍，加入到抗日的滚滚洪流中。

　　至此，在东四省，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他领导的满洲省委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而这一次他回到中央，获得了中央书记处的一致认可。

　　这一次他来北方开会，还特意去抗战学院看望这些年轻人，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一定要学到真本事，不管是在关外抗日，还是在关内革命或者建设，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并没有任何区别。

　　看到这些有志于革命的年轻人，罗登贤同志就想到了自己当年参加革命的情景，都是充满理想的有志青年呀！一定要让他们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罗登贤同志很清楚，东北抗日战争的良好局面，并不是他个人的功劳，甚至也不是满洲省委的功劳，九一八发生之后，因为条件所限，党员太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所以满洲省委初期的工作并不是很得力。

　　东北抗日的大好局面，主要是北方局，尤其是谷雨同志正确指导的结果，正是亲眼看到谷雨同志如何领导四路军一步步发展壮大，如何建立起如此庞大的北方根据地，他才坚信，谷雨同志才是最合适领导全党，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的人！

　　这种情况下，他又怎么可能被一些同志怂恿，做一些很不利于团结的事情，再说了，他作为满洲省委书记，也多次接到国际和驻国际代表团，甚至是苏俄同志的指导，他对很多事情都有亲身经历和体会，心里很清楚某些同志确实如谷雨同志所说的那样，考虑别人比较多，考虑自己比较少！

　　就在九一八后不久，王明同志就以国际代表团的名义，通过苏俄领事馆与他取得了联系，直接给他发电报，要求他多向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

　　他一开始并没有搞清楚这里面的弯弯绕，所以在汇报北方局的同时，往往也会给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毕竟王明是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党内公认的……

　　但是王明发过来的电报和指示，很多与北方局的指示并不一致，这让他颇为头疼，不过那个时候，满洲省委正在想办法派人加入到各种抗日武装，并进行改造，所以受到的影响还不算很大。

　　但随着四路军在东北各部游击队，相继转移到东满地区，王明的干预越来越多，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才让他真正搞清楚了王明等人的真实意图。

　　东满的特殊位置，决定了满洲各只抗日武装，必然与苏俄同志有密切的接触，比如满洲的苏俄领事馆，苏俄内务人民委员会管辖下的国境警备队，还有远东军区，这些机关的援助，在他看来，更多的是为联络员过境提供方便，同时给抗联提供武器弹药支援，保护伤病员，对抗联实行政治军事训练等等。

　　而那些退到苏俄的同志，在进入苏俄之后，往往会被苏俄同志告知，为就近指挥的方便，这些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应接受中国驻国际代表团的领导；

　　远东军区竟然提出，东北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应由苏俄同志担任总司令，这一提议遭到了几乎所有同志的坚决反对……

　　这一连串事件让罗登贤同志产生了强烈的不安，有些问题之前不方便说，但现在机会已经很成熟了。

　　这一次来到北方根据地开会，他向书记处汇报时，就满洲省委和抗日联军的领导权问题，做了专门汇报，请求中央给予明确指示。

　　谷雨同志代表中央告诉他，共产党驻国际代表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派出机构，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局和负责日常工作之书记处的领导。

　　其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负责与共产国际的政治联系，并同时负责与苏俄党的各项交涉；二是负责管理在苏俄的所有中国共产党员和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公民。

　　按照组织规定，共产党驻国际代表团与各省委均属于中央一级派出机构，并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满洲省委的上级领导机构有，且只能是共产党中央。

　　涉及到满洲省委和苏俄同志的交涉，共产党驻国际代表团并没有处置权，满洲省委和国际代表团，需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工作。

　　如中央没有明确指示或联络不上，不管在中国东北境内还是苏俄境内的交涉，由满洲省委负责对外交涉的同志负责，驻国际代表团主要是起协助作用。

　　谷雨说清楚原则之后，笑着说道，“驻国际代表团就相当于我党派到国际和苏俄的大使馆，不管这个大使过去的地位有多高，他也只是一名大使。

　　他可以用个人名义，表达对一些工作的看法，但他没有任何资格以大使馆指示兄弟单位做这个，做那个，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搞清楚这些，再加上这一次预备会议前后听到和看到的种种，罗登贤自然也搞清楚了党内目前存在的纷争，他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偏向了谷雨同志一边。

　　只不过谷雨同志的决绝又让他十分不安，确实，我们到了该甩开拐杖的时候，但他还是希望甩开的动作更优雅一些，更委婉一些，中国革命有今天不容易呀！可千万不能产生什么波澜呀！

　　任弼时、罗登贤等同志，观点相当一致，他们已经看到了共产党现在的实力，也都认可共产党应该有足够的自主权，但他们毕竟是在国际的培养下，进入到党的最高层，他们对国际有着复杂的感情，所以他们的想法，也都比较一致，最好通过潜移默化，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逐步切割，宁愿忍辱负重，也不要有激烈的冲突。

　　事实上，谷雨一直也是这样的想法，他也不愿意与苏俄同志闹出什么事情，最好是一边笑着，一边慢慢保持距离，但世上的事情往往由不得人。

　　项英在这一次会议上公开发难，黄浩带来的国际指示，再加上博古回到北方之后很不服气的反应，还有王明不愿意回国接受批评，这些同志的做法似乎交相呼应。

　　谷雨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意识，那就是国际还没有放弃他们，或者可以说，他们已经变成了国际讨价还价的筹码。

　　国际不仅仅把他们当成了筹码，还把他们扶持起来的党内工人派当成了筹码，单单王博等人毫不可怕，但如果在国际的串联下，王博等人和党内被苏俄扶持起来的工人派联合起来，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陈云、陈郁、项英、罗登贤都是工人出身，项英、邓发、黄浩也是工人，另外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都是出了名的工人领袖，现有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就占了一半了，虽然这些同志的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的上升都离不开国际的扶持。

　　万一哪一天谷雨出现了一些失败或者失误，被人抓住了把柄，国际又亲自下场串联，鬼知道这些同志又是什么态度？亲身经历过四中全会种种的谷雨，不吝于用最大的恶意去推测他们的行为！什么事他们都干得出来！

　　即便谷雨想得有些多，但项英在预备会议上，反复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也很容易让这些人抱团，要是他们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意识，谷雨后半辈子就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即便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谷雨都绝不能接受。

　　随着黄浩同志的详细汇报上报之后，谷雨这种不安，变得越来越重，指示黄浩的竟然是国际最高领导人之一的皮亚特尼茨基，也正是他指示黄浩不要向驻中国代表团汇报，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黄浩不可能向陈原道汇报。

　　谷雨并不熟悉皮亚特尼茨基，但皮亚特尼茨基是国际执委会书记，王明根本没有能力指使他做什么，所以能够推动皮亚特尼茨基如此做的只能是苏俄最高层，斯大林的身影已然十分清晰了……

　　再联想到米高扬即将来到中国，谷雨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推测，斯大林事实上，并不是想找谷雨的麻烦，他应该是想施恩于谷雨，可他又比较小气，不想拿出筹码，所以想出了一个无中生有的办法。

　　他含蓄的告诉谷雨，他的地位并不巩固，这种情况下，他要想稳固地位，就必须与斯大林保持一致。只要斯大林的代表一言九鼎，谷雨的政治地位自然十分稳固，这样一来，谷雨自然就要承情……

　　谷雨有这样的想法毫不奇怪，谷雨前世决定美军出兵朝鲜半岛的安理会会议，苏俄代表因为抗议缺席，没有投否决票。

　　苏俄代表为什么缺席，存在着不少阴谋论，谷雨一直坚定的认为，苏俄有意这么做，他们想借此逼迫新中国交下投名状，并保持在东北亚长期的军事存在，这是俄国几百年来对暖水港的追求决定的，这是他们的国家意志！

　　谷雨知道，即便自己多心，黄浩传达指示一事也说明了一点，只要苏俄有心，随时可以组织起一个庞大的挑战派，让他疲于应付，简单的一个国际指示就可以办得到，就算谷雨控制了所有联系密码都不成！

　　事到如今，也只有撕破脸了！带着这样的想法，三天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谷雨一上来就项英的种种说法做出了直接回应，谷雨做了一个警惕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流氓无产者的讲话，其严厉程度出乎了党内的意料。

　　谷雨首先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对流氓无产者首先做出了定义，“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

　　“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

　　然后又定义了来源和人群，流氓无产者队伍成份复杂，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也有些来自青年学生和失业工人，还有少数来自破落的富有阶级及官吏阶层。

　　当社会出现财富的两极分化，出现生产过剩经济萧条，出现动乱，当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严重时，流氓无产者的队伍就迅速壮大，甚至可以成为一支极具破坏性的队伍，成为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主要力量。

　　谷雨掰着手指举起了例子，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是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团体。

　　谷雨指出，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游民、流氓无产者群体有可能被裹进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来，但流氓无产者和产业工人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绝不能混为一谈，这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谷雨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意识主要集中体现在：

　　一、追求眼前的功利。流氓无产者没有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的胸襟，他们只有获取功利的源动力，没有道德归属。

　　二、他们反对资本却渴望财富；看到富人就眼红。他们反对权威和社会秩序却渴望由自己指挥一切、支配一切。

　　谷雨认为，流氓无产者无信仰、无操守；并且摆脱了各种文化规范、道德秩序的约束，具有强烈的报复心理。

　　流氓无产者群体对社会具有腐蚀性和破坏性，突出表现为反叛性和反民主性。流氓无产者，身上有革命性和反动性两重属性。

　　革命性：他们是无产者，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天然地对现行社会秩序不满。他们好勇斗狠，他们热衷于反抗，热衷于破坏旧制度，对于社会变革，他们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反动性：他们也是流氓。他们曾经被剥削，但奴隶一旦哪天成了主人，他是一定要做老爷的，他也一定要有奴隶的。抄了老爷的家，一定是要到小姐的牙床上去滚上几滚的，甚至还不愿意下来！

　　他们喊着“人人平等”的口号，内心里却向往“比别人更优越”的特权！

　　他们扛着民主的大旗，却干着专制者才有的勾当！

　　他们挥舞着自由的幌子，却试图钳制别人的发言权！

　　他们与他们所咒骂、反对的对象，在本质上，在对权力的渴望上，对自由的钳制上，对异己的打击上，并无二致。

　　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来看，流氓无产者爱造反，但是他们的造反与共产党人夺取江山的造反的目的是绝然不同的，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充其量只是共产党一段历史时期的同路人罢了。

　　所以在革命过程中，才会有不少流氓无产者拒绝党的领导、对抗党的领导，经不起革命队伍对他们的改造与革命战争的残酷洗礼，脱离革命队伍甚至成为叛徒。

　　说到这里，谷雨冷冰冰地说道，“党内这样的流氓无产者不是没有，而是很多，向忠发、卢福坦就是典型的例子！”

　　说完，谷雨把他这段时间收集到的向忠发的破事抖露出来，从小未读书还染上不良习气，因家道败落曾在汉阳兵工厂和轮船公司做过学徒，后来到汉口码头上混事，因能降伏众人而当上了装卸工头，同时参加帮会。

　　向忠发曾带手下徒弟坐茶馆、骂街打群架，负伤多次，右手还被砍掉一指，面有伤痕，带有典型的流氓无产者特点。

　　此人一步登高，成为中央执行委员后，便马上暴露出贪婪本性，当时便提出“做人不可一日无权，处世不可手中无钱”。

　　在总工会主席任上，只是经常出席工人大会讲话出风头，日常工作推给李立三，自己热衷于私营受贿。

　　汪精卫发动反共政变，向忠发竟私分工会的公款10万元，不告而别逃到长沙开轮船驳运公司搞走私。

　　六大后结束后，中央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正遇沪东地下区委开会，大家想请新任总书记讲话并见见面。

　　向忠发认为这是对下级训话，事先没有准备，到会后竟拿出江湖口气说：“天上有玉皇，地下有阎王，万事万物没个管行吗？中国天下分为两面，地面上的划为常老总管，这地面下就归我管，你们不遵守纪律，不服我管，×××祖宗八代！”

　　向忠发在上海中央机关的三年里，整天无所事事，也不愿意学习，再加上看到外面的灯红酒绿，只追求享受，过去的恶习也随着职务的高升膨胀起来。他见上海街头的汽车时髦，竟要特科的总务部门出钱买了一辆，学会驾驶后就自驾车去闹市游玩。

　　揭发了向忠发之后，谷雨又开始揭发卢福坦，比如向党要第一书记，又比如闪电般的投降敌人等等一一列举了两人的丑恶面目之后，谷雨又举他收到的南方苏区众多流氓无产者危害革命的事件为例，指出，流氓无产者对党内风气的影响非常坏，必须清理项卢余党，避免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党内的蔓延！

　　很明显谷雨的矛头直接指向项英！谷雨刚刚说完，康生就立刻响应，他冷冷的说道，“项英同志，你认为向忠发这样的流氓无产者很有能力，把他介绍入党，给党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失，你作何解释？”

　　还没等项英说话，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古柏同志就嗤笑着说道，“康生同志，您太高估项英同志了，一个刚听到敌人围剿就吓得要跑到四川，一退几千里的人，本质也不过是流氓无产者，哪里能够解释清楚，不过是蛇鼠一窝，沆瀣一气罢了！”

　　谷雨讲话时，项英不方便打断，而且也没有理由打断，谷雨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向忠发等人的恶劣行为作为事实依据，分析得头头是道，他压根没有理由指责谷雨。

　　但康生、古柏如此说话，项英同志再也忍不住了，他拍着桌子说道，“古柏，你凭什么污蔑你？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还不等项英说完，康生就接了过来，“项英，在中央的会议上摆领导的架子，摆老资格，是你一贯的作风！古柏同志说你是流氓无产者，一点都没有说错，你这不就是典型的流氓无产者作风吗？”

　　康生同志勃然大怒，开始了猛烈的批判，他甚至还掏出了一个小本子，开始一一数落项英的错误行为，基本都是在中央期间的所作所为，看来他也准备了很久。

　　比如什么坚持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比如对工会指导比较左等等，项英头上的帽子一顶接着一顶不断迅速增加起来……

　　而随着康生同志的发言，对项英同志的集火开始了，第三个就是谢唯俊同志，相比于前面两位的炮轰，他更在意摆事实，他先是告诉了与会同志，项英要求红军一退几千里的错误往事。

　　揭发时，还重点指出，项英发言时，刻意引用了斯大林的指示，说四川是中国革命最理想的根据地，用伟人指示为自己的逃跑主义做辩护，行为极端恶劣。

　　同时还揭发了项英在进入苏区后，坚持按照劳动力分田的严重错误，指责他不爱学习，理论修养一塌糊涂……

　　古柏和谢唯俊两位同志，从毛泽东同志身边，被赶到北方，虽然意外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对故意制造这起事件的项英，一直意见很大；

　　他们又是毛泽东同志身边的同志，自然知道很多苏区期间的事情，所以项英被批评的面红脖子粗，却又无话可说，毕竟任弼时和王稼祥两位同志也在会场，他们同样也是当事人……

　　看到这一幕，任弼时同志微微心里微微叹了一口气，德不配位，必受其咎，项英同志革命意志相当坚定，也十分勤劳，但能力上的缺陷实在太大了。谷雨指责他是流氓无产者也许有些过，但他身上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实在太重了，这一点谁也没办法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