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多个王朝的发源地，也是北方最大的城市之一，四路军占据这样的大城市，而且整个过程如此轻松，四路军的强大战斗力显露无疑！

　　再联系到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失败，中国各路势力都十分清楚一点，共产党的崛起已经难以阻挡！

　　即便蒋介石使用了极端残酷的分体大法，以国民党基层崩溃为代价，试图消灭共产党，但没有没有阻拦共产党的高速发展！

　　蒋介石虽然是一个极端反动的王八蛋，但他对共产党的理解，对共产党力量的察觉，在当时民国大小军阀中，绝对排名第一！

　　太原战役刚刚结束，蒋介石就给前线的第一兵团司令刘峙，发了一封紧急电报，并不是要求刘峙进军，而是要求他小心翼翼，进军途中保持各部的有效距离，不要为共产党匪徒所乘。

　　能够一个月不到就抢占了大半个山西，就拿下了太原，又能消灭上万鬼子，四路军的实力绝对超过南方红军，而蒋介石刚刚重兵围剿江西红军，尚且损失了三个师，尤其是第11师的覆没，让老蒋痛惜不已。

　　此时的常系中央军，事实上并不是非常多，其真正的嫡系部队，相当有限，第一兵团所部全部都是精锐嫡系，万一出现了重大损失，蒋介石甚至都没办法弥补。

　　二次北伐结束后的1928年，蒋介石搞了一个缩编，当时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总共是六个师，三十六个团，十五万人。

　　当时担任六个师长分别是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方鼎英和陈诚。

　　除方鼎英之后退出舞台外，其五人被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他们各有才干，在之后的发展中地位不断得到提升，或成为中枢要员，或成为地方大员。

　　到了中原大战时，严格意义上的中央军也只有六个师，为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九师，第十师，第十一师。

　　中原大战后，按照德式编制建成了张治中的教导师，后教导师又一分为三，变成三个教导师，教1师基础上发展出第36,87,88三个德械师；教2师基础上发展出第四师，第25师；教3师基础上发展出第14师，第89师。

　　后世著名的五大主力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七十四军，第十八军，除了第十八军的前身第11师，新一军的前身税警总团已经存在以外，其他三个军都崛起于抗战时期，此时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只有番号，战斗力很是一般。

　　而第11师除了一个团逃出包围以外，其他五个团刚刚被红一方面军消灭，还处在重建当中，也就是说，此时的嫡系中央军也不过12个师，又一个税警总团，加起来不过三十多万人而已。

　　而隶属于第一兵团的就有第4师，第25师，第87师，第88师这四个嫡系师，再加上税警总团这个半嫡系，再加上晋南一带的第一军第一师和第三师，换句话说，此时蒋介石的一半嫡系都在山西周围。

　　太原被四路军拿下，蒋介石再次大骂娘希匹，但等他彻底冷静下来，蒋介石就发现第一兵团也不过十万人，即便加上第一军的五个旅，也没有兵力优势，甚至还不如四路军人数众多。

　　以劣势兵力，爬山涉水，在太行山上，进攻战斗力更强的四路军，战术上又非中央军所长，一个不小心，出现重大伤亡，那对中央军而言，绝对是伤筋动骨。

　　四次围剿损失了11师，陈诚都要吐血，这要是第一兵团和第一军出现重大损伤，蒋介石自己就要吐血，甚至于他的位置都将不保。

　　想明白利害关系之后，蒋介石的底气自然不足，不得不小心翼翼。

　　看到了蒋介石心态发生变化，他的卧龙先生杨永泰立刻进行了劝说。

　　杨永泰通过种种分析告诉蒋介石，南北两路共产党军队情况不同，发展环境不同，对国民政府的威胁也不同。

　　北面的共产党四路军以抗日起家，依靠东北军的扶持和苏俄的支援，迅速崛起，已经囊括了绥察热三省，现在又占据了大半个山西，战斗力又极为强大，北方军阀都畏惧无比，连日本人都十分头疼。

　　而中央军在黄河以北并没有太强大的实力，甚至于连有效控制都做不到，这种情况下，以短击长，鞭长莫及，自然很难取得成功。

　　就算中央军嫡系成功得重创了四路军又如何？

　　苏俄可以继续支援他们，中央军的围剿自然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绝非短时间内可以消灭，甚至可以说大势已成。

　　杨永泰告诉蒋介石，共产党、西北军和东北军这三路不同人马能够成为联盟，原因很简单，外有日本人的不断压迫，内有中央政府的不断打压，属于典型的抱团取暖，但三家内部事实上矛盾重重。

　　要想解决四路军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外交，政治，军事，内部分化，四种手段同时用上，绝不能单纯使用军事。

　　外交上要与苏俄谈判，以建交为由，想法设法促使苏俄同意放弃对四路军的军事支持，最起码，也可以减少一些援助。

　　同时要继续想法设法和日本人缓和关系，只要日本人不入关，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要充分利用日本人攻打四路军，而不是中央军上场！

　　我们只要与日本人搞好了关系，苏俄就要紧张，但也不能让苏俄过于紧张，那样他们会肆无忌惮的支援四路军，反而适得其反。

　　要想做好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威胁苏俄，你们要是再扶持四路军，我们就坚决投向日本人，和日本人一起坚决围剿四路军，让日本人可以心无旁骛的在东北增兵……

　　而在政治上瓦解三家联盟，让四路军四面受敌。

　　杨永泰认为，三家联盟的中心点在东北军，而东北军的内部问题也最为严重，要想法设法拉拢、分化东北军。

　　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张学良对日本人和四路军的恐惧，利用东北军内部的矛盾重重，把东北军调离河北，就算不能全部调出河北，调出一部分也是成功。

　　张学良还是比较好打交道的，要动之以情，说之以理，不要一味强压，那样反而适得其反，为四路军所乘。

　　对于西北军，要利用西北军贫穷，急需养兵地盘的特点，暗自把河北地盘许给西北军，促使西北军与东北军内斗。

　　同时中央要拉拢被四路军赶到河北的晋绥军这帮子丧家之犬，不能让他们被张学良拉拢，平衡西北军，反而要促使晋绥军联合西北军，一起造张学良的反。

　　对于晋绥军，办法同样也是有的，我们完全可以启用商震，让靠拢中央、在河北很有威望的商震担任河北省主席，这样晋绥军就会靠拢商震，张学良自然也不敢信用他们，同时也可以在未来有效的制约西北军。

　　一旦东北军离开河北，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盟自然就被打破，到时候软缠硬磨，就可以促使这两路势力封锁河北，限制四路军的发展。

　　而在军事上则暂时以防守为主，杨永泰认为中央军要堵住娘子关，控制住运城盆地和上党盆地这两个战略要地，一则防范四路军仿唐朝立国，先取河东，再进取长安，夺取关中四川；二则占据上党盆地，保护中原地区不为四路军干扰。

　　四路军向南，向西发展未果，那么只能向东，只会与盘踞河北的东北军、晋绥军、西北军厮杀，到那个时候，三家联盟自然土崩瓦解，中央军在联合日本人转守为攻，将四路军驱赶到西北，让他们和马家军折腾去，这样不至于成为国家的祸害。

　　连续在外交、政治和军事提出看法后，杨永泰提出了最后一点，种种迹象表明，北方共产党和南方共产党有很多争论，双方多有内斗，这一点从众多的共产党叛徒的口供中就看得出来。

　　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就存在分化的可能，相比于南方共产党油盐不进，对士绅残酷无比，肆意虐杀；北方共产党虽然杀人也狠，但他们还算有些节制，并没有在热河土改，而且他们似乎更在意抗日，既然如此，我们可以用抗日为名，与北方共产党停战谈判。

　　对于南方共产党，杨永泰认为国民政府的四次围剿虽然都失败了，但也严重打击了限制了南方苏区的发展，其人力、物力都已经消耗殆尽。

　　故而我们应该再接再厉，继续坚决剿灭，绝不能顾此失彼，而要坚定一个目标，先南后北，在北方停战的同时，集中全力，先消灭南方共产党。

　　一来可以分化南北共产党，同时也可以首先解决南方共产党这股心腹之患，只有这股卧榻之侧的匪徒消灭了，中央才可以转头向北，解决北方共产党问题。

　　听到这里，蒋介石微微皱眉，“南北共产党主张不同，行事风格也多有差异，我也有此感，按理说，共产党组织严密，不应该有此事呀！”

　　“委座，倒也不奇怪，北方共产党连续大胜，实力大涨，其北方局书记谷雨，虽然手段了得，但党内却屈居人下，恐怕也有些不甘心呀！”

　　听到这里，蒋介石眼睛一亮，“若能促使共产党分裂，那倒是一件幸事！”

　　杨永泰先是握了握拳，然后又松开手，“如此一松一紧，一打一和，共产党必生内乱！”

　　“不错，不错！”

　　见蒋介石心情很好，杨永泰紧接着献出了第二条毒计，对于如何消灭南方共产党，杨永泰认为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提出强化保甲制度，严格实行连坐制，对苏区民众实行软化、分化和感化政策。

　　更狠辣的是，他建议蒋介石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可以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乃至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等，组成严密的网络系统，对南方红军打一场政治战、经济战和立体战……

　　蒋介石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而站在一旁的cc系领袖陈立夫虽然不动声色，但心中一阵阵震撼，要是让这个人在蒋先生身边待久了，哪里还有他们的立身之地！

　　不过目前国民政府内忧外患，大敌当前，蒋先生又对他异常信任，几乎是言听计从，也只能暂且容忍一二……

　　蒋介石听从了杨永泰的建议，心情大好，对未来的发展也就有了明确的判断。

　　也就在蒋介石调整政策之际，江西红军召开了一次庆功大会。

　　隆重庆祝红一方面军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大围剿，并歼敌三个师，尤其是消灭了国民党中央嫡系的11师；同时也隆重庆祝北方抗日联军第四路军在山西的伟大胜利，山西省会太原已经被解放，中国革命已经实现了在一省或者几省范围内的完全胜利，离全面胜利已经不远了！

　　连续两个重大胜利，整个根据地上下都喜气洋洋！

　　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同志们虽然坐在主席台上不断鼓掌，但他们却并没有那么喜悦，虽然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党内的种种纷争事实上并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虽然胜利了，但博古同志的心情很糟糕，到达中央苏区后，虽然顺利得接过了苏区的领导工作，但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开始闹腾，硬生生的把他的政治路线和谷雨的政治路线凑在了一起，闹腾着要平反，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虽然任弼时同志以等待周恩来同志返回根据地为由，拖延了此事，但毛泽东闹腾还不够，他还指示嫡系部下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竟然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赤裸裸的挑战中央，发泄不满情绪。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李主席、韩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北方请来我们另外一位领袖谷雨同志，亦或是到苏俄去请斯大林，甚至是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到其它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罗明这封信，终于激起了博古的怒火，他对项英说道，“我一到苏区，就看这个罗明不对头，他眼睛里根本没有中央，又是李的指示，又是游击战争，连工作方法也是李的那一套，成立什么前敌委员会，如今竟然把毛泽东、谷雨捧为领袖。

　　省委一级是这种状态，我们在瑞金还能立足吗？”

　　他和项英等同志商议之后，决定不直接涉及毛泽东，先把罗明抓住不放，当即就把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派到了福建省委检查工作。

　　邓发同志拿着博古的令箭到省委后，按中央精神定调子，认定省委代表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给罗明扣上了一长串帽子。

　　与此同时，博古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发出了一个《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决定》在认定了在省委内部“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后，一口气作了7条决定-“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一场反“罗明路线”斗争就此拉开序幕，一大批原福建省委的高级干部遭到了严厉打击，相继被撤职，发配到基层，罗明则被赶到了党校。

　　等到罗明来到瑞金之后，在党内会议上博古十分愤怒，连连质问，“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

　　“怎么能把毛泽东、谷雨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

　　博古同志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

　　而在二月中旬的一天，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召开了毕业生党团员大会，在会上，博古作了《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长篇报告。

　　在会上博古挥着拳头，尖着嗓子喊道：

　　“同志们！

　　切不要看轻罗明同志，他似乎比列宁还稍为高明些呢！

　　他想出了锦囊妙计，这就是进攻路线此路不通，还是以左右散开，向后转为是，这样罗明等便把自己的退却路线与党的总路线对抗起来。

　　这个路线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罗明同志到了新泉之后，新泉县委书记为此写给省委的政纲式的信。”

　　随着博古同志的全面开火，这一场反罗明运动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高级干部开始表态，对罗明路线文诛笔伐。

　　反罗明运动也从福建慢慢烧到了江西，一些江西省的干部也被严厉批评，其中就有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同志，谁让他乱说什么洋房子先生这样的话，不整他整顿谁。

　　这些人不仅仅是国际派的同志，比如博古、任弼时、顾作霖、项英等；也有所谓的毛泽东派的诸多同志，甚至还有所谓毛泽东同志的同情者刘少奇等。

　　这也不奇怪，罗明这一次用词太过分了，谁也受不了毛泽东成为最好的领袖，而且和斯大林，甚至是列宁同志相提并论。

　　罗明在这个原则问题上被抓住了把柄，无论如何也要敲打毛泽东同志，反了你，你想干什么！

　　至于谷雨同志是不是党的领袖，大家都没有提，既然博古同志没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大家也乐得装糊涂，不愿意随便表态。

　　在红一方面军的反围剿战役获得胜利以后，在前线工作的几位苏区中央局同志陆续来到了瑞金开会，有些事情，必须要讨论一番。

　　面对博古同志的猛烈批评，谁也想不到，这个关键时刻，王稼祥同志却又出人意料的说了一些好话。

　　他认为罗明同志说法确实过头，确实应该严厉批评，但这主要还是他个人的问题，并不代表这么多同志都有问题，还是不要搞得太过火，也不要牵连太广。

　　王稼祥同志刚刚说完，列席会议的苏区组织部副部长，这一次事件的风云人物李维汉同志就开始严厉批评他，“老王，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总是搞调和，总是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一般的问题也就罢了，原则问题，你怎么能够犯浑！”

　　王稼祥同志很不满意的说道，“老罗，罗明同志的话虽然有些过激，但谷雨同志也曾经跟我说过，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杰出的领袖之一，我和谷雨同志认识多年，他看人的眼光非常好，我一向十分佩服！”

　　王稼祥这番话一出，整个会议室立刻一片哗然，博古同志听到这里，眉头深锁，甚至于无奈得长出了一口气。

　　王稼祥如此，任弼时也好不到哪里去，二月下旬任弼时同志的那篇文章，虽然点名批评了罗明领导的福建省委“长期站在纯粹防御路线泥坑中”但任弼时在这篇文章中，调门也有所不同，又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攻路线的错误解释”说不应把“进攻路线”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想到这里，博古同志就觉得十分烦心，他不由得看了一眼身边的周恩来同志，见周恩来同志并没有察觉到，想了想，又把头扭转过来，看着下面的同志。

　　事实上，周恩来同志并不是没有察觉到博古同志的目光，但是他根本没有心情回应什么，就在这一次会议之前，他刚刚收到一封上海中央局发来的长篇电文，这是北方中央局书记处转发过来的，除了报告太原解放的消息以外，就是那篇《论新民主主义》全文。

　　周恩来同志看完电报之后，整个人都呆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谷雨竟然搞出了这样一篇文章，要是这篇文章在整个根据地传阅，苏区就要彻底乱了套！

　　这边正在斗罗明呢！

　　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即便博古同志过来，成为所谓的苏区负责人，但并没有撤销他的职务，他还是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而苏区联络上海中央局和国际电台的人也是他和他的夫人。

　　按照规定，谷雨同志作为党的中央局常委，他写出的这篇文章，不管对错，都需要在苏区中央局传阅，问题是现在能传阅吗？

　　更要命的是，这篇文章也发给了国际，但直到现在国际也没有回复，周恩来同志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抉择，他需要仔细考虑应该怎么办。

　　就在周恩来同志陷入思考，甚至心不在焉之际，任弼时同志轻轻碰了碰他，“老周，想什么呢，该你说话了！”

　　周恩来同志想了想，摇摇头，“同志们，我刚刚从前线回来，对一些问题不是很了解，这样吧，我还是先见一见罗明同志和福建省委的同志，问一问情况……”

　　周恩来同志还没有说完，项英同志就怒不可遏，“老周，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罗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什么好见的！”

　　刘少奇同志很不高兴的说道，“罗明确实犯了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但即便如此，他也是我们的同志，恩来同志见他一面，和他聊一聊又怎么了？

　　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