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谷雨小心思满满，畅想未来时，总参谋长邓萍，作战部长刘兴昌也正处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
虽然他们不需要直接指挥作战，但他们需要将总部的决策，转化为执行，还需要与前线总前委，中原局以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省委不断沟通协调，各种事务多如牛毛。
自古以来，“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一直是中外将帅梦寐以求的事。然而，随着兵力的增多，在指挥调度、通讯联络、战场协调、后勤供给等方面的困难也会大幅度增加，苻坚的百万大军，几个人喊一嗓子就全军崩溃，根源就在于此。
故而兵力越多，并不意味战斗力越强，要有效统率百万大军实施作战，是一件难度极高的军事课题，尤其是部队越来越现代化的现在。
到了今天，解放军已经发展成为一只准现代化部队，经过三个月的不断补给加强，作为主力的两个机动兵团五个集团军三十个师，全部达到理论编制。
每班12人，两挺轻机枪，一门掷弹筒；每连3门60迫击炮，三门火箭筒；每营6挺重机枪、6门82迫击炮的火力配置，解放军每团下辖6挺高射机枪，4挺120迫击炮。
这种火力水平，放到二战中，在各主要交战国的步兵班组中也是不落后的，虽然解放军的炮兵不足，但也要看和谁比。
每师下辖18门火箭炮，12门76.2mm山炮，相比于日军旅团，只强不弱；集团军一级下辖了一个野炮团36门76.2mm野炮，还有一个重炮团，虽然只有16门107mm野炮，一个高炮团24门20mm小炮，还有72挺高射机枪。
这样的火力，除了大口径高射炮装备较少以外，已经完全超过了日军满编师团，不仅仅装备数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各种武器的质量也有了不小的提升，火炮射程与日军差距不大，这也就保证了重火力可以与日军打个平手。
这样一来，五个集团军已经达到了原来的设想，那就是一个集团军能够正面压制日军一个常备师团，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希望非常大。
而经过了这样的一系列加强之后，每一个集团军总兵力达到了十万之众，如此众多的兵力，需要的各种后勤物资真正堆起来比一座山都要高。
而此时中国的各种道路极其落后，除了有限的铁路、水路和公路以外，真正保证各个集团军行动的，事实上是解放区数百万民工。
五个集团军，五十万大军，数百万民工不可能簇拥在一起，如何在一个广大的正面快速行军，不至于拥堵到一起，影响大军的前进，同时又要保证各种后勤物资及时送到前线，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经过连续几年的不断磨练摸索，解放军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转运和行军体系，效率相当高，虽然现在的战争规模大了许多，但万变不离其宗，虽然有些忙乱，但还算有条不紊。
真正困难的是，前面四个集团军猛攻，找到日军的防守薄弱点之后，二线的主力集团军如何无缝对接，迅速跟上，迅速突破，不断扩大突破口，然后穿插合围，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
动员了这么多人力物力，为的是打一场前所未有的歼灭战，除了要确保消灭第一线潍坊、昌邑、安丘、诸城、五莲的三个日军师团以外，一开始总前委还想合围以平度、高密为中心的两个日军师团，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赶到沿海了事。
但如果后续五个主力集团军动作缓慢，让前线三个师团日军顺利的逃回去，不管是前方，还是后方的负责同志都没办法原谅自己。
但现在的问题是谁都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几千人的穿插大家打过无数次，几万人的穿插，对付战术呆板的国民党时也打过，虽然有些困难，但多少也有一些经验。
问题是几十万人的大兵团在两百公里正面突破穿插，然后大规模迂回包抄，穿插纵深高达两百公里以上，谁也没有打过，不要说解放军这是第一次打，整个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几家有成熟的经验。
一战那会是典型的堑壕战，大家躲在战壕中，对着开炮射击，拼消耗，想穿插到敌军后方合围，先通过几十道、甚至几百道纵深的战壕再说吧。
整个一战期间，除了德国军队在一战东线战场打过以外，谁也没有玩过，而且那一次德军还是诱敌深入，难度小了很多。
这种大规模的穿插一直到德国的闪电战和苏俄的大纵深成熟之后才进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基辅战役，德国合围了六十多万苏军；又比如著名的白俄罗斯平台，苏军在几百公里的正面合围了德国中央集团军几十万人……
而现在解放军，想在只有少量飞机坦克，步兵靠走的情况下，合围前三后二布阵的日军，又是在山东半岛的特殊地形下，难度自然非常大。
对前线同志的雄心壮志，谷雨乐观其成，但制定的战略任务只是把日军赶到大海边，而不是全歼，就是因为知道这件事的巨大难度。
总参和总前委的电报往来无数，不断研究之后，大家都不是很有底，最后总前委书记陈赓拍板，缩短战略任务第一阶段目标只瞄准日军摆在第一线的三个师团，放弃围住二线日军的想法，缩短攻击纵深，这样难度小了一大截。
与此同时，对二线各集团军重新编组，不再妄想一下子把一个集团军塞进去，山东半岛的西宽东窄的特殊地形也不方便我们这么干，但如果我们把若干个加强过的精锐师塞进敌人腹地，我们有丰富的经验。
连续电报讨论后，总参和总前委达成了一致，五个集团军编组成多个梯队，以几个精锐主力师，再加上骑兵纵队在将被用于第一阶段突破穿插，一旦形成了较大的突破口之后，后续梯队紧随其后，拼命往里冲，尽可能扩大突破纵深。
骑兵纵队责任最为重大，需要一路从东营直扑平度，然后在平度、即墨和高密三角地带活动，截断胶济铁路；而在南线，诸城到安丘之间的突破口被打开后，穿插部队需直扑胶州，与骑兵纵队会师，以形成了双重包围。
即便日军有机会突破第一重包围圈，从潍河两岸的包围圈逃出，还有第二重包围圈等着，如此尽可能兜住更多的日军……
当然了，即便如此，这两只穿插部队，穿插距离非常长，高达上百公里，只能轻装前进，重装备没办法携带，可以预见伤亡一定会很大。
尤其是鲁南穿插部队压力将会无比巨大。不仅要挡住日军的突围，同时还要面临青岛增援和胶东半岛上两路日军的围攻，一不小心就会被日军合围，不过打这样的仗，解放军早就习惯了，类似的仗打多了……
基本方案制定后，接下来就是细化，总参和中原军区拿出细化方案后，各集团军，各师团要进行侦查，然后进行进一步细化，并报上级审核，这样一层层审核通过后，完整的作战计划才算成型。
这就是现代化大兵团作战，千头万绪，繁琐无比，远不是电视电影上显示的那么简单，司令员一声令下，部队马上就到位，那根本不可能。
就在各级参谋部紧锣密鼓准备作战计划时，刚刚上任不久的总前委书记陈赓正在做一些统战工作，他不是第一线的指挥员，最重要的是协调监督，怎么弄是下面的事情。
这段时间，一批爱国华侨来到了国内，组成了一个前线慰问团，先去了察北，拜祭了多伦烈士公墓，然后又看到了战场的缴获，有鬼子师团长的佩刀，有鬼子烧毁的军旗，还有拍摄的战后照片和各种电影视频等等。
不管日军想不想收尸，解放军都要打扫战场，收敛烈士的遗体，同时挖了多个大坑，把鬼子的尸体丢在里面，这些爱国华侨看到一个个堆得老高的尸体坑之后，高兴之余，也无比的感慨，原来这就是战争……
紧接着他们去了华北，然后是山东，陈赓向他们介绍着解放军进入山东之后的种种工作，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孔家的破事，各种各样缴获的证据，让这些华侨惊讶无比，原来孔家都是这样的货色。
虽然有些话题比较沉重，但陈赓十分善谈，言语幽默，妙语连珠，华侨代表对这位共产党名将的风采都赞叹不已，这一次交谈，宾主算是相谈甚欢，也扫除了海外华侨的种种疑惑，怨不得共产党，国内实在是太乱了，乱世不用重典真的不行呀！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代表都是如此，刚刚从上海回来的刘念义、刘念礼兄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出现在华侨代表中，他们脸上虽然笑，但他们内心的忧虑，很多人都看得到。
不过也不奇怪，兄弟俩奉父命在上海与日本人周旋，想法设法保住刘家的企业，共产党会不会把他们当成汉奸，谁也不知道，连孔夫子的后人都被杀得人头滚滚，刘家还有好吗？
对于刘家兄弟的担心，陈赓心知肚明，虽然中央不会对刘家动手，但吓一吓也好，省得他们再想东想西，到这一步，刘家该坚定选择了，要不然有些事真心不好办。
某种意义上，刘家就是近代中国政治的缩影。刘鸿生的六儿子刘公诚是秘密中共党员，老二刘念义和老三刘念礼为了看管刘氏企业，在上海沦陷区留下未走，同敌伪难免有些牵连。
刘鸿生曾经对朋友们讲：“我以前认为中国永远不会独立，总要有外国人来管。”他一生引以为豪的两个投资，“一个是工矿企业，一个是子女教育”。
他把子女十一人分别送到英、美、日三国留学，四人留英，四人留美，三人留日，刘鸿生的想法是，将来无论哪一国来管中国，他家都有留学生出面周旋以维护刘家企业。
但时间到了1937年6月，解放军在华北大胜，很快启动大规模整顿后，在香港不断观望的刘鸿生终于大彻大悟，中国就要独立了，刘家必须站稳立场，要不然他们家顷刻间就要覆灭。
彻底明白之后，刘鸿生十分果断，从香港回到武汉，主动找政府坦白过往种种，尽可能争取共产党的理解，他老刘虽然做过国民党的实业部副部长，又和宋子文勾勾搭搭，但毕竟没有掺和412那样的破事，与共产党没有血仇。
另一方面则开始收缩并不断上海的生意，同时把两个儿子叫回到解放区，生意没了，可以做别的，要是立场不定，被共产党一锅端，刘家就彻底没有了未来，说到底中国才是刘家的根。
刘鸿生这样的选择，还有一个原因，刘鸿生家族在解放区的水泥产业发展极为迅速，共产党的一四计划，再加上战争、交通和工业建设对水泥的巨大需求，所带来的的巨大商机，都迫使刘氏家族继续加大水泥厂的投资。
刘家刚刚转让的上海水泥厂总资产不过两百多万，而连续投资之后，解放区内五个水泥厂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1500万人民币。
而按照共产党和刘家刚刚签署的合同，刘家获得了八百万人民币的贷款，再加上刘家筹集的资金，刘鸿生准备在湖南、四川和河南再上三个大型水泥厂，以配套共产党新增的四亿美元投资。
而刘鸿生在缅甸的生意，得到了共产党的照顾，同样进展飞速，作为煤炭起家的商人，刘鸿生有自己的船队和码头，对这一块的经营自然也熟悉。
他买了四条船，又在缅甸仰光和英国人合资搞了一个码头，成立了一家运输公司，迅速成为共产党指定的船公司之一。
刘鸿生将缅甸的燃油、大米、矿产和木材等不断运到香港或者越南，利润颇丰，两年不到就已经收回大半投资……
刘鸿生又不傻，当然知道，共产党可以给他照应，同样也可以给别人照应，而现在不同以往了，解放区的生意已经变成了刘家的根本，他不能再三心二意了！
两个儿子经香港回到解放区后，刘鸿生让他们捐赠了很大一笔钱，又想办法让他们加入到华侨代表团中，让他们看一看前线解放军的成果，回去跟其他孩子们好好说一说……
本来两位公子还不以为然，但看到战后日军惨相的视频，还有一座又一座体积巨大的日军尸体坑之后，两位公子从外到内接受了一番深深得洗礼，原来中国已经这么强大了！
欣喜之余，两人自然又有些惶恐，万一共产党算旧账怎么办？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两人的不安，更是刘鸿生本人的不安，不过很快，他的不安也就消除了。
九月初，因为教育改革拖延了将近一个月之后，全国各大高校开始报名，作为冯庸大学校董的刘鸿生自然接到邀请，参加冯庸大学的开幕仪式。
冯庸现在的职务是抗日联合政府委员、航空委员会顾问、冯庸大学校长，作为谷雨的老朋友，第一个投奔共产党的国民党省主席，冯庸的地位非常超然。
有什么事情，他可以直接找到谷雨，不需要任何通报，光光这一条，就羡慕死无数人，所以冯庸大学对外放出的五个校董位置，极其热门，刘鸿生投了整整两百万人民币，都不确定能不能拿到手。
为了以防万一，刘鸿生还给叶企孙理工学院投资了一百五十万人民币，叶企孙虽然没有冯庸和谷雨关系硬，但谷雨喜欢造东西，喜欢和科学家交流，大家都知道，有总比没有好。
相比于有些小家子气的荣家，刘鸿生这一次豪赌取得了成功，他获得了冯庸大学的校董，自然高高兴兴的参加了开学典礼。
当然，参加开学典礼不是目的，目的自然是找冯庸说说话，同时也请他向谷雨转达，刘鸿生家族绝对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安分守己，兢兢业业的发展民族工商业，不会给国家和共产党惹难题。
花了这么多钱，冯庸总要帮着传话，也许是传话的作用，没过几天，刘鸿生就得到了邀请，参加一个会议，但会议内容和地点却没有告知。
等到了时间，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派出了一辆车接走了他，并禁止他携带随从，同时告诉刘鸿生的家人，十天之后，刘鸿生会回到家中，让他们放心，同时要求他们保密。
刘鸿生忐忑不安的上了车，先汽车，然后是火车，等到他下车之后，他才发现已经来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点，一询问竟然是在代县温泉度假中心。
这个度假中心中，刘鸿生很快就发现一大批中国的教育界、科技界和企业界重量级人物都出现了。
比如冯庸、比如陈建功，比如和他齐名的荣家公子，比如工建委顾问，永久黄的范旭东和总工程师侯德榜，又比如他的竞争对手，老态龙钟的乔殿森……
当然也有一些刘鸿生不太认识或者认识不久的小人物，比如制造弹子锁的利用五金厂厂长沈鸿，又比如一个叫李文海的山西人，是什么代县五金厂的厂长。
这两个人有什么资格参会，一问刘鸿生大吃了一惊，他们现在竟然都在代工各种枪械，很明显是获得共产党认可的自己人呀，沈鸿更加夸张，竟然正在主持一项国家重点工程……
当然最奇葩的是，刘鸿生还看到了苏步青，这位著名的数学家，是科学院院士，当然他最有名的是有一个日本妻子，他竟然也能参加这样的会议？
既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开会的内容又非常保密，谁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刘鸿生也被搞得懵懵懂懂，不过到了第二天一早来到会场，看到会议的铭牌，刘鸿生立刻就来了精神。
因为主持会议的竟然是谷雨，而周恩来、陈云和李强也都出现在会场，很显然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不仅仅刘鸿生如此想，其他人也是这样的想法，就在他们不断猜测之际，一个又一个共产党年轻人出现，谷雨在九点准时出现。
谷雨拿着话筒说道，“各位先生，把各位请到代县参加这一次会议，一来是给各位压压惊，请各位放心我党知识分子和工商政策并没有任何变化……”
谷雨先简单扼要的解释了共产党正在进行的种种，做了一些安抚，众人终于放下了心思，然后谷雨才进入到正题，他准备和在场的各界人士探讨一下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
他告诉在场的各界人士，在讨论这个话题前，他先抛砖引玉，把共产党两大学习对象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两大学习对象？听到这里，刘鸿生觉得有些奇怪，共产党除了学习苏俄以外，还学了谁？很快刘鸿生就知道了，共产党竟然还在学习他们的死对头日本。
谷雨的讲话中，首先提到了苏俄模式，苏俄的国家计委加上无数个大型国企，通过行政指令向各个国企下达生产任务，而在一些国家暂时顾及不到的地方，则有无数个小型私营企业，生产一些小商品，弥补国家计划的不足。
对于苏俄模式，刘鸿生自然早就听过了，他一直觉得忐忑不安，就是因为他认识到，按照苏俄模式，刘氏集团的未来堪忧，其发展的上限被限定死了，很多行业不允许发展，什么时候被国有化都不知道，现在没有被国有化，只是因为共产党顾及不到。
而第二个模式，就是刘鸿生第一次听到的日本产经联模式，刘鸿生眉头深锁，认真倾听，听得很仔细，毕竟这样的新鲜事物，他也是第一次听到，看看谷百生搞出什么新说法。
谷雨告诉与会的众人，所谓的产经联就是日本处于垄断地位的财团比如三井、三菱等等相互持股组成，以技术为中心，提供大量先进的基础原料和先进技术，下游的大小私营企业就去想办法去排列组合它们，产生这样那样具体的商品，去卖钱。
这些基础原料和先进技术之间的关系符合统计原理，呈现一定比例关系，可以计划和预测，所以日本人事实上也是通过计划经济计算和调控基础原料的生产。
而在先进技术的开发上，日本人与苏俄完全国家指令不同，他们走的是两条路，一条路是国家指令，比如高新武器的研发，根据军队的需要，进行相应的开发。
而对于众多的普通民用商品，则采用市场经济，如果前沿的企业有什么新要求，反馈给产经联，产经联再组织大学、研究所攻关，然后通过国家专利授权出售的方式，将攻关出来的先进技术提供给下游企业使用。
上游的产经联搞得是基干产业，比如钢铁、机械、化学和电子，周期很长，短期内需要赔钱，但能提供先进的基础原料和技术，为长期战略做准备。
下游的产业把钱挣回来，需要存在产经联的银行里实现回流，政府也想办法做平这个账，实在不行就印钱，整个工业社会就像一个永动机。
有了独立的基干产业，就可以发展自主的工业经济，依附于基干产业的轻工业可以得到大量利润而不被外国剥削……
说到这里，谷雨紧接着对两种模式的不同点进行了点评，两种模式在国家基干工业的发展上事实上都采用的是计划经济，这一块可以计算，苏俄通过国家计委，日本人通过产经联，本质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点在于负责基干工业生产的企业，苏俄是国企，日本是私营企业，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日本人的私企大财团并不一定受到国家的控制，私企大财团的利益也未必和国家一致。
谷雨举了一个例子，东北的大豆是张作霖时期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九一八日本人控制东北后，却把这一块财源交给了日本财团，而财团赚到的钱，并没有上交日本财政，导致日本在满洲的经营，亏了国家，肥了财团。
如果仅仅如此也没什么，关键是财团拿到这么一大笔钱之后，用在什么领域？事实上日本政府根本没有决定权，并不一定用于最关键的领域。
正是因为日本政府没办法很好的整合国内资源，日军远强于共产党的工业实力，才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而两种模式在民营相关行业和技术追赶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苏俄采用的是国家指令，下令这个研究所那个研究所开发某种商品，然后交给国有工厂生产，至于生产出来的商品质量好不好，老百姓是不是欢迎，国有工厂根本不在意，他们在意的是完成上级指令。
苏俄模式的优点很明显，因为是国家指令，早就计算好了需求，根本不用担心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完全回避了市场经济的缺陷，所以大萧条期间，苏俄却一家独好。
但国家指令，也有问题，国有工厂大量生产的产品，老百姓根本不喜欢，很可能会出现国企大量生产，老百姓却根本不购买这样尴尬的局面。
物资短缺时，这个缺陷还不显露，反正生产出来都能卖出去；但一旦国家发展起来，各种物资过剩，买方有选择时，就很可能会出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隐形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商品实在太多了，国家根本不可能面面俱到，要想什么都管，必然会产生一个空前庞大的官僚队伍，还未必管得好，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
同样是自行车，不同人喜欢不同的自行车，有的轻一些，有的重一些，有的适合儿童，有的适合老人，不同人的需求各不相同。
而国家生产，只会提供有限的几个产品，这样千篇一律，长期没有变化，一旦出现进口商品的竞争，很可能就会一败涂地，而国家又不可能长期不开放，时代变了，绝不能自绝于世界……
同时政府官僚天然具有保守性，他们只会盯着国外已有的产品和先进技术，绝不会主动冒险去开拓新的产品和新技术，这样用于新技术的投资就会很有限。
而在先进技术的发展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些前沿技术的开发往往有多条路线，具体负责的政府官僚资源有限，他只能把资金放在他认为正确的路线，而这很可能是错误的路线，一旦犯错，想重新回头，往往并不那么容易。
所以对各种民用商品和前沿技术的开发，苏俄官僚最有利的方式就是跟在其他的国家的后面，也就是说苏俄模式束缚了国家的上限，永远只能跟在别的国家后面开发，没办法领先。
唯一不同的就是军用产品，因为这一类产品事实上国家是唯一的买主，好也罢，不好也罢，只能自己消化，本质上军用产品并不能创造财富，反而在不断侵蚀国家财富……
而日本产经联模式，采用市场回馈的方式，就避免了苏俄遇到的问题，市场上什么流行，市场上需要什么，我们就研发什么，这样既不需要庞大的管理队伍去管理，也不存在跟在别人后面跑，发展的上限是无穷的。
但也有问题，市场经济有其天然的缺陷，大萧条就证明了一点，经济大起大落，往往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浪费，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听到这里，刘鸿生眼睛放出了亮光，他已经完全听明白了，谷雨名为分析两个发展模式，实则已经选定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模式。
共产党这帮子年轻人，一个个心比天高，绝不可能想着永远等在他国的后面，他们天天喊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然不可能选择上限被钉死的苏俄模式。
这也就不奇怪谷雨和苏俄翻脸，恐怕不仅仅是领土问题，还有未来发展问题，这个苏俄的留学生很可能在苏俄期间早看明白了苏俄模式的缺陷。
但他们又不能接受出现一个个财团，这与共产党的根基和立场完全相悖，所以共产党真正想的是，将苏俄模式和日本产经联模式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中国模式。
日本产经联被共产党工建委和各大国企取代，银行也是国有，而下游直接接受消费者的大小企业，很可能也有很多国企，但他们应该不排除私企的存在，让他们通过市场来竞争，同时工建委进行相应的调控，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刘鸿生猜得没错，在分析完之后，谷雨交底了，共产党未来除了有工建委以外，还将仿效日本成立产经联，成立一个个相关行业协会和科协等必要组织，国企、私企，大企业、小企业，相关国内专家专家、研究机构，都有发言权。
经过一系列讨论，博采众人的意见，由工建委制定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然后开始执行，而在执行过程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内耗和浪费，工建委将进行宏观调整，产经联将负责微观调整。
比如纺织业，产经联和工建委制定了一个棉纱发展的规划，一旦市场过热，国家需要调整，下达了一个指标，产经联就需要对这些指标进行细化，你减少多少，我减少多少，避免不必要的内耗。
但这样也会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那些处于优势的企业，很可能会利用对行业协会的影响力，制定不利于竞争对手的方案，把对手赶尽杀绝，所以国资委将根据需要参股表现出色的私营企业。
一般参股比例不超过20%，原则上也不参与经营，除非该私营企业的经营损害了国家利益，或者违背了国家发展规划，国家不得不干预……
与此同时，表现不好的经营类国有企业，国家也将按照制度，对外公开出售股权，乃至于完全出售，允许民营企业购买股份，乃至于兼并。
为了便于各类股份的出售和转让，国家准备试点搞一个公开的股权交易中心，国有、国家控股和参股企业有直接上市交易的资格，同时也允许一些符合资格的民营企业上市。
但为了避免投机，国家禁止自然人投资，必须为拥有工厂、商店等经营实体企业才能投资，同时限制一次购入股票的下限，持有国有股的个人想出售股票，只能出售给相关企业。
谷雨特意刘鸿生的水泥厂为例，大中华水泥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他们要进一步发展，新建三个工厂，但谷雨认为国家对水泥的需求是无限的，光靠国家贷款和刘鸿生自己的积累，并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
所以刘鸿生的大中华水泥，可以在这个股权交易中心释放一定的股权融资，国家愿意收购，其他民营资本肯定也愿意收购，想出售的时候也可以出售，企业发展了，大家共同分享发展的红利，何乐而不为……
而对于基干工业，主要由国家控制，但为了提高国企的竞争力，国家也将允许部分表现出色、得到国家认可的民营企业进入基干工业发展，但必须在发展方向上，接受国家的宏观指导。
而对于大学和研究机构，国家将鼓励民营企业捐赠或者入股，但在意识形态和研发方向上，国家必须保证足够的影响和控制。
但总体来说，国家必须保证对占据国际民生的关键企业、关键行业、关键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控制，而私营企业则作为国家发展的有效补充存在。
但这种控制并不是静态的控制，而是动态的控制，不管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衡量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
核心目的是更好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早日走向高度发达，并按照经典马克思理论，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解释清楚未来经济发展的规划后，谷雨又告诉在座众人，希望他们参与产业联的组建，并参与到国家未来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国家也允许他们的企业进入到股权交易中心，利用全民族的力量支持他们，让他们高速发展。
谷雨最后请他们一定要充分发挥作用，为国家的未来献计献策，把赚到的钱用在企业发展上，用在科技开发上，不要浪费国家对他们的信任。
刘鸿生听完了谷雨的介绍后，心潮澎湃，他怎么也想不到共产党会在经济上走得这么远，连股市都搞出来了，有了这样的大利好，他有什么好担心的，他和那帮子被共产党打击的家伙又不是一路人。
刘鸿生内心的不安至此一扫而光，他甚至还畅想起未来，通过产经联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通过高校和研究所的入股，为刘氏集团发展提供技术，同时加大贷款，上市融资，同时还可以入股参股有潜力的小企业，刘氏集团的未来将无限光明。
甚至于如果发展的好，可以进入到国家基干工业，沈鸿和那个什么李文海，都能代工枪械，以他刘鸿生的家底，完全有实力搞一搞大炮，一旦有资格搞这些这些，刘氏集团和国家就不分你我了。
当然了，刘鸿生也清楚，刘氏集团再怎么光明，也必须受到共产党的严格控制，20%的入股恐怕少不了，不过刘鸿生同样知道，有了共产党的入股，刘氏集团就拥有准国企的地位，他的得远大于失……
下面的刘鸿生在畅想未来，台上就坐的财政部长毛泽民同时也若有所思，前段时间，谷雨在向中央局扩大会议报告他对苏俄模式和日本模式的看法时，引起了党内的哗然，谁也想不到他们眼中无比光明的苏俄模式，竟然有那么严重的缺陷。
谷雨的分析虽然冷冰冰的，但确实很有说服力，大家讨论，推演之后，都觉得有可能，甚至是很大的可能，如果只是国家规定怎么生产，企业没有自主权，确实有可能搞出种种笑话。
这甚至已经不是笑话，在会议上，李强谈到了下面干部跟苏俄专家已经发生了很多矛盾，他说很多矛盾并不是我们的干部素质不高，而是苏俄专家制定的工作计划有问题。
包头工厂建设过程中，厂房有了，道路什么的都没有，有一个厂长调动了建筑部队的一个团，修建了厂区的道路，这大大触怒了负责施工运输的苏俄专家，苏俄专家还要求撤销那个厂长的职务，但这不是厂长的责任，明显是计划制定的不好。
还有一个做计划的人，因笔误多画了个零，结果按照这个计划，最后草帘子做出来以后，多出来了十倍，结果做计划的没事，反而是负责执行的人被处罚，搞得负责的副局长委屈无比。
主持工作的人没有自主权，计划一旦定了，即使明明是错的东西也得要执行，要是执行的结果错了还是唯你是问，这就有些过了。
这样那样的矛盾看到多了，李强就指出，计划是人算出来的，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谁也没办法避免，一旦一个人犯了错误，很可能一条线都会犯错误，到时候怎么弥补？我们不能太僵硬了，我们是人，不是神，算不了那么远，那么深！
李强具体负责工作，他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听他这么一说，党内很多同志自然更加担心了，而谷雨断言，苏俄模式，只会跟在外国后面跑，永远不能超越他国，很多同志心里就不乐意，谁都不愿意总是跟在别人后面。
虽然我们现在很落后，但我们还搞出了抗生素、青蒿素这些独一无二的东西，有一就有二，总有一天，我们会搞出很多很多国际领先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东西！
要是按照苏俄的计划，看到外面没有抗生素这个东西，苏俄那些负责计划的官员会不会开发？当然不可能，就算有人看到了好处，但也会被上级压力，没有先例谁敢冒这个险？
到达这个级别的高层，自然很清楚下面干部的想法，只要是人，就有趋利避害的心思，没办法避免的，看来苏俄模式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搞清楚这些之后，中央局委员们自然更加动摇，而且现在中苏已经出现了严重裂痕，共产党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苏俄那一套，苏俄计划经济那一套计算方式，一直不愿意传授，现在更不可能了。
而没有了计划经济的精准计算，硬要搞苏俄模式的计划经济，一个不小心，就是东施效颦的下场，还不如综合苏日模式的优点，同时回避两国模式的缺点，搞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革命如此，建设也该如此嘛！
即便是谷雨搞出的股市，因为限制了普通人投机，投资者限定在国家和资本家之间，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资本家之间的狗咬狗，大家无所谓。
关键是国家可以乘机收购那些发展良好的资本家股份，这也会进一步提升国有经济的实力，如此循序渐进，也可以逐渐提高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并一步步向着社会主义过渡。
至于谷雨所受的甩卖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很多同志直接忽略了，即便有可能，也不是现在，现在国家大规模发展国有企业还来不及呢，哪有什么企业对外出售……
更不要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出台这样的政策，还可以稳定人心，反击那些反动分子的谣言，只要民营资本和华侨资本不乱，只要那些对建设有利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不乱，那些只会嘴上吹嘘的家伙，根本没什么威胁。
而次日一早，大讨论开始前，谷雨亲自主持仪式，安排苏步青先生的妻子松本米子加入中国国籍，用这样明确的姿态表明了共产党虽然严厉打击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但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底线，绝不是毫无道理的乱来。
就这样，中央局通过了这一系列重大政策转变，也彻彻底底宽了刘鸿生这样的资本家之心，同样也让一大批科学家放宽了心，可以安心为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