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看看台上那个不断哭泣的妇女抽噎的指责，看着下面低着头，灰头土脸的赵二娃就知道了。

　　这位妇女同志诉苦之后，紧接着又有几位苦大根深的陕北汉子说出了自己的心事，越说越伤心，到最后台上台下哭声一片。

　　从1928年以来，陕西各种灾患不断，老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生存下去，各种自发的农民运动数不胜数，土匪刀客遍地都是。

　　要不是没办法生存了，谁愿意冒险出来革命，所以台上台下，哪一家没有辛酸事？

　　随着不断的诉苦，这七百多游击队员经受了一场心灵的震撼，而紧接着陕西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告诉这些穷苦汉子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苦？

　　为什么大灾之年，政府不抚恤，不赈灾，反而是苛捐杂税不断？

　　为什么政府会不断的打内战，但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不抵抗？

　　作为一个老工运工作者，黎玉同志虽然对农运不算非常熟悉，但是他还是成功得抓住了游击队员的心，让他们知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建立一个人民的军队，才能扫荡一切丑恶，才能解放全中国，才能让大家在大灾之年，能够吃得饱，穿得暖！

　　而要实现这些，我们这些游击队员，就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就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否则我们没办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强大的革命武装，最终获得革命的胜利。

　　在这个特殊的春节里，同盟军七百多人，并没有什么大的活动，而是不断开展诉苦运动，而赵二娃等人每一次都被放在最前面，让他们仔细去体会一下群众的辛酸，到了最后，赵二娃终于受不了，他哭着喊着要见刘志丹同志。

　　见到刘志丹之后，赵二娃嚎啕大哭，“大哥，我错了，我不该到处抢东西，祸害妇女，你把我毙了吧，要不然我这心里过不去呀！”

　　刘志丹同志生气的啪啪啪的抽了赵二娃几个嘴巴，不过立刻被黎玉同志阻挡住了，黎玉同志抓住刘志丹同志的手，生气的说道，“刘志丹同志，革命队伍中不允许有打人骂人这样的现象！

　　就算是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对待战俘也是如此！”

　　刘志丹同志强忍着怒气说道，“黎书记，二娃是我的表弟！”

　　“你表弟也不行！

　　这里是革命队伍，不是刘家大院！”

　　说完，黎玉同志对着下面几百名战士说道，“战士们，今天我给你们再上一堂课，什么是革命军人的三大民主……”

　　下面的战士目不转睛得盯着黎玉，只听黎玉同志娓娓道来，而随着这堂课的深入，刘志丹同志也感觉到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洗礼，原来革命并不仅仅只是兵运，也不仅仅只是拉队伍，还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相比于陕甘边的同志正在想法设法改造游击队不同，经过了几年不懈的努力，尤其是三位反围剿战役之后，中央苏区获得了极大的巩固，红军越来越走向正规化，已经逐渐成长为一支具有坚强信仰和严格纪律的革命军队。

　　但随着中央苏区的逐渐稳固，共产党中央也越来越重视苏区建设，一批又一批党的中央领导同志下放苏区，开始加强对苏区的领导。

　　但事与愿违，苏区领导层之间因为路线不同，经历不同，造成了看法不同，看法不同的结果就是，苏区高层的各种矛盾，也开始不断加深。

　　事情要从李立三冒险开始，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做法与江西苏区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所推崇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属于南辕北辙，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

　　所以李立三就在中央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毛泽东，“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

　　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

　　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

　　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党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次去打长沙。

　　毛泽东和朱德两位同志对中央的命令产生质疑。

　　但在总前委大多数人同意打长沙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违心地同意去打长沙。

　　结果，红军苦战16天，不但长沙没有攻下，还出现了可能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攻打长沙。

　　九月底，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坚持株洲会议先打吉安的原有决议，但一些人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

　　有人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

　　“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虽然不久后，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被批判，但“左”倾冒险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路线不仅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

　　也就在毛泽东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后不久，即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抓捕AB团分子。

　　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带着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 。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

　　但此时，总前委全力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策划和准备，未对事变当事人作出任何组织处理决定，想等中央代表项英到来后要成立的苏区中央局来进行调查和处理，而且没有任何要对事变一方诉诸武力的措置，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冷处理的办法。

　　既然是冷处理，就需要等待上级，也就是上海中央的裁决。

　　但是上海的党中央一片混乱，王明谷雨等人正在造反，等到四中全会召开，又冒出了非委事件，等这一切都处理得差不多了，也就在次年两月，新成立的中央领导班子才开始有精力处理富田事变。

　　此时项英同志已经到达了苏区，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

　　会议形成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团分子。

　　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

　　会后，项英派同志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

　　但是项英的处理结果，不被中央接受，王明等同志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授意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携带中央局于三月底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从上海直奔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

　　1931年四月份，就在谷雨前往北方局上任时，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议》认为“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此次会议不但否定了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作出的正确决议，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毛泽东接任。

　　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任弼时同志将谢汉昌等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处决。

　　发展到后来，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

　　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中央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事情搞到这一步，完全出乎了毛泽东预料，也完全失去了控制。

　　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对富田事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因此与项英同志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但是这件事被严重扩大化，最终席卷了整个南方苏区，主要还是上海中央的问题，但背锅的却是毛泽东同志，此事自然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毛 泽东同志的强烈不满。

　　尽管毛泽东同志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他那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政治路线，和党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

　　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开始全力贯彻四中全会精神，这帮子没有战争经验的年轻人，实在看不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推行的积极防御战略，毛泽东同志性格又非常刚烈，据理力争，再次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

　　矛盾在1931年11月份爆发，在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被撤销了苏区代理书记的职务，他那一条政治军事路线也被全面否决，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

　　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认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李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候补委员的虚衔。

　　而王明到了莫斯科之后，也以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成立中革军委，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

　　这样一来，毛泽东同志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同志此时还参加，毕竟他的军事指挥才华，大家都非常认可。

　　到了12月，周恩来同志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对自己的军事才干有些不放心，所以毛泽东同志还可以参与红军的领导，但很明显他不再是当家作主的角色，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央局常委、军委书记，他才是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真正的头号领 导。

　　就这样，用了一年多时间，中央逐渐加强和控制了江西苏区，并一步步将江西苏区的负责人毛泽东同志架空。

　　相比于中央对毛泽东同志尚算客气的做法，张国焘在31年4月进入鄂豫皖之后，做法就大不相同了。

　　此时经过几年的发展，鄂豫皖红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红四军，下辖四个师和彭杨军校。

　　红四军虽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在正规化建设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纪律问题，特别让人震惊的是，存在相当多的欺辱妇女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发生在很多高级干部身上，此时的鄂豫皖红军很难说是合格的红军。

　　更夸张的是，红军与苏维埃尚未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到处都有欺负地方妇女的事件发生，还有少数女子以为拥护红军、解决红军生理问题，是她们的唯一要务，一些地方苏维埃干部也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

　　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地方干部中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由此可见，此时红四军还带有明显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带有野蛮落后的印记，即便是曾中生、旷继勋这样的红军高级领导人，也难免在生活作风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最典型的就是资历很深，曾经担任叶西平独立团营长的北伐英雄，红四军师长许继慎，他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

　　另外鄂豫皖红军的某些部队是收编民团、土匪和帮会等发展起来的，成分极其复杂，组织结构上深受帮会影响，纪律更难完善，甚至被认为是土匪。

　　这种混乱的局面，是鄂豫皖分局的同志绝不能容忍的，再加上鄂豫皖地区处在南京和武汉之间，属于敌人的统治核心区，形势错综复杂，非常险恶，党内也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严厉的风气，往往仅凭猜疑就从严处置，所以一场悲剧不可避免发生了。

　　张国焘等同志进入鄂豫皖之后，一开始只是批评教育，希望红四军的同志服从领导，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样不行，党没办法领导已经成型的红军。

　　在七八月间，为了支援中央苏区，帮助中央苏区对付第三次围剿，张国焘下令红四军主力向南发展，然后转而向东，进攻安庆，威吓南京，而且还要求红军及时回来保卫秋收。

　　但是红四军主力一头向南，根本没有执行向东发展的决定，他们也知道违反了军令，竟然直接给中央写信，解释自行决定改变计划的原因。

　　正好这段时间张国焘病重，差点死掉了，代理主持苏区工作的沈泽民同志对此异常愤怒，写信指责红四军，红四军领导人很不服气；在回信中竟然激烈批评了鄂豫皖分局的领导工作，甚至说出了“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是这样轻率、不加准备而可发出的军令吗？”

　　并且指责中央分局的领导是夸大狂。

　　更夸张的是，曾中生同志竟然在鸡鸣河召开了全军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大会，通过了抨击中央分局的决议，而且把蔑视中央分局的回信散发给皖西的地方党员和非但组织。

　　眼看着红四军已经失控，中央分局被迫让陈昌浩同志接任红四军政委，撤销了曾中生、旷继勋政委和军长的职务，并迅速把红四军拉回到苏区。

　　就这样因为这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在1931年11月，东北抗日硝烟不断的同时，鄂豫皖发生了白雀园事件，具体多少人被害，谁也搞不清楚，最为惨烈的就是许继慎，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

　　血肉机器一旦开动起来，总是难免扩大化，尤其是一大批中下级干部，他们或者由于个人恩怨，或者由于思想偏狭，或者为了整顿纪律，变得非常热衷于这种事。

　　很多人因为文化和政治素质不足，作风简单粗暴，缺乏最基本的判断力，在狂热中失控滥杀一气，因而给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苏区造成了十分惨重的损失。

　　但必须承认，这一轮整顿之后，鄂豫皖红军，这样一只成长于野蛮环境中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开始向着有纪律的革命军队，进行着艰难痛苦的蜕变。

　　谷雨知道这一切，是在1932年4月末，作为临时中央局常委，谷雨接见了特意赶到辽北汇报工作的曾中生、旷继勋两位同志。

　　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搞清楚了鄂豫皖过去两年的革命过程，尤其是鸡鸣河会议的经过后，谷雨勃然大怒，严厉批评了两人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作为指挥员，你们认为分局的指示有问题，可以在党的正式会议上与上级争论，就算是激烈的争吵，骂祖宗，骂娘都没有问题，这是正常的工作争论，但是有一样，一旦会议通过了，就必须执行。

　　你们在执行中，遇到了困难，可以向上级报告，请求上级调整决策，如果来不及调整，为了保住有生力量，适当打一些埋伏，都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上级的决策不可能每一次都正确，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处理是一个合格指挥员和庸才的区别所在，你们看 到了问题，说明你们是合格的指挥员，但上级的错误，不是你们公开反对上级的理由！

　　比如你们所说的进攻安庆，中央分局要的是进攻安庆，威吓南京，又不是要你们一定要拿下安庆南京，上级命令的背后本来就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你们难道就真得看不出来吗？

　　结果你们是怎么做的？

　　公然召集大会，通过反对上级领导的决议，印发反对上级领导的文件，事情的性质完全变了，这是公开对抗上级党的领导，这是公开违反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典型的反党行为，你们还不服气，跑过来向我抱怨，抱怨什么？

　　你们有什么资格抱怨？

　　难不成你们想被我开除党籍吗？”

　　说到这里，怒气冲冲的谷雨拍着桌子，义正辞严的喝道，“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同志，对你们的处理太轻了！

　　你们留党察看一年，好好反思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

　　从现在开始，你们除了是军事教官以外，还是普通学员，每天必须抽出时间，到随军军校军政班学习，好好学一学什么是组织纪律！

　　要不然这样的严重错误，你们犯了一次，还会犯第二次！

　　到那个时候，你们不要怪我开除你们的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