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一开始就给了一个首都天安门的镜头，并且配音说，这是中国革命、政治的开始。

　　但是之后便带领观众看了一些乱糟糟的街道、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破旧的房屋。

　　当时的国内摄影指导对此很不满，认为他的拍摄方法有问题，要求他改变摄影选择内容，可安东尼奥尼异常倔强，绝不肯改。

　　双方为此大吵一架，就摄影内容分歧很大。

　　举个例子，国内摄影指导认为，沪都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所以强烈建议安东尼奥尼去拍摄大型工厂。

　　安东尼奥尼去了，然后拍摄的重点放在了简陋的设备、带着孩子的工人、操作混乱的车间等场景上。

　　而江边能造万吨轮船的造船厂，以及江上停泊的巨型油轮，都被他选择性地忽视掉了……

　　国内摄影指导对此忍无可忍，他说，你口口声声要拍摄真实的中国，可你只拍我们落后的地方，这叫真实的中国吗？

　　安东尼奥尼理直气壮，说我擅长的是拍摄民生，是从民生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现状，不光拍你们是这样，我拍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调查我的资料。

　　就在争吵的背景下，纪录片完成并回国公布。

　　就在纪录片公布后不久，它登上了《人民日报》，被人民日报用《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这个标题带着大篇幅内容进行了批评。

　　并不能怪国家反应激烈，国内的知识分子看过这部纪录片后也是气愤不已，认为安东尼奥尼没有公正的拍摄出这个国家的现状。

　　最终，这部影片当年便遭到封禁，一直到21世纪才放出。

　　就在如此背景下，如今国内改革开放了，外交部门重新邀请国际友人来拍摄介绍中国的纪录片。

　　皮埃尔的团队受到了邀请，并且是最被信任的拍摄团队之一。

　　因为皮埃尔是个美学纪录片导演……

　　也就是说，这家伙为人热情、性格积极向上，很擅长发现美景、美好的事情，很擅长去拍摄这种正面内容。

　　并且皮埃尔也特别配合国内审查部门，答应成片由审查部门来主裁剪，他起一个指导作用。

　　这是当年安东尼奥尼坚决不肯接受的一点。

　　毕竟自己辛辛苦苦拍摄一些影像资料，最终成片却是出自别人之手。

　　这就像是自己辛辛苦苦生一个孩子，最终孩子出生的时候却要按照别人的想法去塑造出样子来。

　　哪一个母亲能忍受这种事？

　　皮埃尔就能。

　　因为皮埃尔是美学纪录片导演，他认为只要是美的东西就是自己追求的东西。

　　如果审查部门可以比他裁剪出一部更美的纪录片，那何乐而不为？

　　他的配合和诚意让国内宣传部门很满意，甚至给予他最大的拍摄权限——

　　拍什么他说的算，他自己去负责，如果他不需要国内人员的引导，那国内可以不派人去约束他，放任他自由。

　　可惜给他的自由过了火，让他如今需要帮助的时候找不到人帮助，差点露宿街头！

　　杨建设之所以记得皮埃尔，是因为他看过这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里有渔村的留影，因为皮埃尔所选渔村正是琴岛的渔村，他很有代入感，所以看的分外仔细，为此记住了‘老皮’这个人。

　　于是，他就各种恳切的去与女服务员接洽，帮助皮埃尔这些人去住宿。

　　结果女服务员态度很坚定，她认为杨建设和外国人是一伙的，很怀疑杨建设是不是个汉奸……

　　最终在杨建设要求下她打电话找来了领导，招待所的所长。

　　所长是个很和气的人，看过了皮埃尔等人的证件、听了杨建设介绍后，他很痛快的给皮埃尔一行开了房间。

　　最终他还拉着皮埃尔的手情真意切的说：

　　“皮同志，我们两国的有情谊在的，这是血与火中铸就的情谊，这是白求恩同志的宝贵遗产，我们要一起去维护它……”

　　这一番话把杨建设说的一愣一愣。

　　咱们中意两国的情谊，与加拿大的白求恩有什么关系？

　　但皮埃尔是相当机灵的一个人，他立马接话说：“是的、是的，窝门两国情谊在，窝门都遭遇过法西斯的迫害。”

　　“我的爷爷不是法西斯，是窝门国家的游击队成员，击毙了墨索里尼的游击队成员！”

　　为此他还唱起了意大利游击队之歌：《啊朋友再见》。

　　这首歌在五六十年代流入了国内，招待所的所长也会唱。

　　皮埃尔用意大利语唱起来，所长便用汉语唱了起来。

　　唱着唱着，两人甚至手拉手的来了个深情对唱。

　　旁边的摄影师便赶紧开机抓拍了一段……

　　这样，一首革命歌曲唱罢，双方友谊分手，皮埃尔等人住进了招待所。

　　为此皮埃尔特意来找杨建设道谢。

　　然后社区派出所来了警察又调查他们……

　　警察看到四个人在一个屋里，估计是把他们当做在密谋什么了，第一时间就把枪给掏了出来……

　　这次是二钢立功。

　　二钢亮明身份，得知他是最可爱的人，还是在战场上多次立功的最可爱的人，警察们便撤下阵仗离开了。

　　现在基层的人还很朴实，想法很单纯。

　　他们认为一名为祖国流血流汗的功勋，不会成为里通外国的卖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