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一开始就给了一个首都天安门的镜头,并且配音说,这是中国革命、政治的开始。
但是之后便带领观众看了一些乱糟糟的街道、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破旧的房屋。
当时的国内摄影指导对此很不满,认为他的拍摄方法有问题,要求他改变摄影选择内容,可安东尼奥尼异常倔强,绝不肯改。
双方为此大吵一架,就摄影内容分歧很大。
举个例子,国内摄影指导认为,沪都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所以强烈建议安东尼奥尼去拍摄大型工厂。
安东尼奥尼去了,然后拍摄的重点放在了简陋的设备、带着孩子的工人、操作混乱的车间等场景上。
而江边能造万吨轮船的造船厂,以及江上停泊的巨型油轮,都被他选择性地忽视掉了……
国内摄影指导对此忍无可忍,他说,你口口声声要拍摄真实的中国,可你只拍我们落后的地方,这叫真实的中国吗?
安东尼奥尼理直气壮,说我擅长的是拍摄民生,是从民生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现状,不光拍你们是这样,我拍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调查我的资料。
就在争吵的背景下,纪录片完成并回国公布。
就在纪录片公布后不久,它登上了《人民日报》,被人民日报用《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这个标题带着大篇幅内容进行了批评。
并不能怪国家反应激烈,国内的知识分子看过这部纪录片后也是气愤不已,认为安东尼奥尼没有公正的拍摄出这个国家的现状。
最终,这部影片当年便遭到封禁,一直到21世纪才放出。
就在如此背景下,如今国内改革开放了,外交部门重新邀请国际友人来拍摄介绍中国的纪录片。
皮埃尔的团队受到了邀请,并且是最被信任的拍摄团队之一。
因为皮埃尔是个美学纪录片导演……
也就是说,这家伙为人热情、性格积极向上,很擅长发现美景、美好的事情,很擅长去拍摄这种正面内容。
并且皮埃尔也特别配合国内审查部门,答应成片由审查部门来主裁剪,他起一个指导作用。
这是当年安东尼奥尼坚决不肯接受的一点。
毕竟自己辛辛苦苦拍摄一些影像资料,最终成片却是出自别人之手。
这就像是自己辛辛苦苦生一个孩子,最终孩子出生的时候却要按照别人的想法去塑造出样子来。
哪一个母亲能忍受这种事?
皮埃尔就能。
因为皮埃尔是美学纪录片导演,他认为只要是美的东西就是自己追求的东西。
如果审查部门可以比他裁剪出一部更美的纪录片,那何乐而不为?
他的配合和诚意让国内宣传部门很满意,甚至给予他最大的拍摄权限——
拍什么他说的算,他自己去负责,如果他不需要国内人员的引导,那国内可以不派人去约束他,放任他自由。
可惜给他的自由过了火,让他如今需要帮助的时候找不到人帮助,差点露宿街头!
杨建设之所以记得皮埃尔,是因为他看过这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里有渔村的留影,因为皮埃尔所选渔村正是琴岛的渔村,他很有代入感,所以看的分外仔细,为此记住了‘老皮’这个人。
于是,他就各种恳切的去与女服务员接洽,帮助皮埃尔这些人去住宿。
结果女服务员态度很坚定,她认为杨建设和外国人是一伙的,很怀疑杨建设是不是个汉奸……
最终在杨建设要求下她打电话找来了领导,招待所的所长。
所长是个很和气的人,看过了皮埃尔等人的证件、听了杨建设介绍后,他很痛快的给皮埃尔一行开了房间。
最终他还拉着皮埃尔的手情真意切的说:
“皮同志,我们两国的有情谊在的,这是血与火中铸就的情谊,这是白求恩同志的宝贵遗产,我们要一起去维护它……”
这一番话把杨建设说的一愣一愣。
咱们中意两国的情谊,与加拿大的白求恩有什么关系?
但皮埃尔是相当机灵的一个人,他立马接话说:“是的、是的,窝门两国情谊在,窝门都遭遇过法西斯的迫害。”
“我的爷爷不是法西斯,是窝门国家的游击队成员,击毙了墨索里尼的游击队成员!”
为此他还唱起了意大利游击队之歌:《啊朋友再见》。
这首歌在五六十年代流入了国内,招待所的所长也会唱。
皮埃尔用意大利语唱起来,所长便用汉语唱了起来。
唱着唱着,两人甚至手拉手的来了个深情对唱。
旁边的摄影师便赶紧开机抓拍了一段……
这样,一首革命歌曲唱罢,双方友谊分手,皮埃尔等人住进了招待所。
为此皮埃尔特意来找杨建设道谢。
然后社区派出所来了警察又调查他们……
警察看到四个人在一个屋里,估计是把他们当做在密谋什么了,第一时间就把枪给掏了出来……
这次是二钢立功。
二钢亮明身份,得知他是最可爱的人,还是在战场上多次立功的最可爱的人,警察们便撤下阵仗离开了。
现在基层的人还很朴实,想法很单纯。
他们认为一名为祖国流血流汗的功勋,不会成为里通外国的卖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