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和甘祖昌同志夫妻一起乘坐火车来到了南昌，然后会同老甘一起召开了一次在赣老干部座谈会，听取老干部对换届的意见。

　　此时很多南方出身的老同志在北京呆不惯，又不愿意被中央管，就申请返回南方居住,武汉、南昌、长沙都有不少。

　　这些老同志虽然退休了，但很多人人老心不老，喜欢插手地方事务，或者安排个什么人，若是处理不好，就容易起冲突，当年董海在湖南，就因为没有处理好关系，被老同志们在关键时刻坑了一把，失去了中央候补枢机的位置。

　　有的时候一步走不好，接下来就很不好办，虽然董海现在是国防科工委常务副主任，是正部级干部，但耽误了几年，他已经不可能再处在第一梯队,接下来他顶破天进入中央局，想竞争中央局常委基本没有可能。

　　董海的下场自然教育了很多地方领导干部，对老同志们不能太妥协，要不然最高层会怀疑他们的领导能力，但也不能太得罪了，这就需要把握好度,而能够把握好，既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又能赢得老同志的交口称赞，自然就有很大上升的可能。

　　某种意义上，这些老同志就是磨刀石，能够有理有据有节的和他们打交道的人，赢得他们认可和尊重的同志，才有资格进入高层，乃至于最高层。

　　这种人才筛选的办法是典型的推荐制，选拔出来的干部能力怎么样不知道，但必然有非常高的情商,善于协调，大概率可以缓解党内国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

　　但这种模式下选拔出来的同样有可能是那种谁都不得罪，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干部，等到他们到达最高层时，他们往往缺乏魄力，不敢得罪人，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国内外出现的诸多问题。

　　谷雨知道，这种选拔方式最有可能冒出来的就是勋总，他就算看出了问题，也不敢改革,他没有那个魄力，也没那个勇气。

　　人品好的，最起码会反一反腐败，若是人品不怎么样,带头腐败都有可能,但谷雨同样很清楚,在国家进入稳定期之后，那种不敢随便改革的最高层也不完全是坏事。

　　改革是中性词，并不是说改革就是对的，在谷雨的前世，中国的教育口三天两头搞各种改革，但他们改来改去还不如不改革，因为负责改革的人屁股歪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搞阶级固化，而原来的模式反倒是有利于基层群众的上升.....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那种果于改革的官员往往评价并不高，除了改革得罪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重大改革往往出现在王朝中后期。

　　这一时期的改革，往往起源于财政困难，此时的改革十之八九会遭到失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为王朝的衰亡踩了一脚油门，这样的官员又怎么可能得到很高的评价。

　　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动不如一静，这些词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所以理解了这一切之后，谷雨对各种改革变得更加谨慎,甚至不是很热衷。

　　在谷雨看来,他搞出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绝对可以说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比较完善，各种该做的事情，有的做好的，最起码也起了头，未来党的领导人按照他的设计继续走下去，修修补补也就差不多了，没必要大动干戈。

　　谷雨并不希望未来的最高层多有创造性，若是太有创造性，出来一个急于求成的戈地图怎么办?凡是步子挎着大的，十有八九会扯到蛋!

　　在谷雨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时代和信用货币时代，工业时代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外扩张可以一定程度的缓解矛盾，信用货币则意味着矛盾可以往后推移，这两条加起来威力非常巨大，绝对可以撑不少年。

　　更重要的是,当今的世界处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竞争越来越激烈，改革必须选择最恰当的时候，而中国最重要的对手美国时不时会遭遇到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只有等到美国处在危机自顾不暇时再改革，才有可能成功。若是在美国强盛期改革，那是自讨苦吃，就算改革思路对，美国人也会千方百计的捣乱，到时候外有美帝压力，内有利益受损集团的反抗，这样的改革要想成功太难了。

　　谷雨前世中苏改革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就与美国有着莫大的关系，中国的改革恰好处在冷战的最后时刻，当时中国选择站队成功，国际环境相当不错。

　　但即便如此，中国还是遇到了不小的危机，不过幸运的是，当时苏俄没亡，美国没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身上，中国才顺利渡过了改革最艰难的时刻。

　　当时的中国极其贫穷，从上到下都对改革充满了期望，尚且如此磕磕碰碰，更不要说谷雨这个时代未来的领导人，他们不可能有前世八十年代那么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盲目进行大动干戈的改革肯定是不合适的。

　　他们若是搞大了，极可能变成戈地图第二，最后搞成一地鸡毛，在谷雨看来，前世苏俄到八十年代后，确实形势不好，但并不是亡国之危。

　　而且苏俄不好过,美国同样不好过，若是苏俄硬撑着,不断对外输出矛盾，同时对内做一些不动摇根本的小改革，拖延时间，还是有翻身的机会。

　　等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信息革命时代到来，通过引进各种信息手段，苏俄完全可以续―波命，接下来，苏俄就会等到中国崛起，此时苏俄战略环境大改观，油价大涨，此时才是改革的最佳时机，就算改革失败，也不至于输得底朝天.......

　　每每想到这里，谷雨都会忍不住想到他的前世，中国已经被美国全方位打压，此时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也非常严重，中国领导层的选择和他想的比较类似，一方面加强武力，另一方面拖延时间，不进行激烈改革。

　　谷雨认为中国领导层的做法是明智的，此时中国的日子不好过，但手里有枪杆子，就算美国搞美元潮汐，吸走中国市面上的大量美元，却没办法低位收割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巨大财富。

　　事情只能做到一半，美国人同样摆脱不了危机,两国就只能耗着,最后谷雨相信耗不住的必然是美国,因为中国有着丰富的内卷历史，老百姓的忍耐程度相当高。

　　加之中国是生产国，过剩的工业产能可以提供大量物资，虽然失业问题不小，但总不至于饿死人，而只要不出现严重的生存问题，中国人群起攻击政府的可能性并不大......

　　(此时此刻的谷雨并不知道，美国人对各种乱七八糟幺蛾子的忍耐同样超绝，东西方两个大乌龟的对龟之战必然会旷日持久)

　　正是有这样的想法，加之也不愿意在自己的任上激化党内矛盾，谷雨才选择了顾金声，顾金声的人品无可挑剔。

　　顾金声是这一套体系下最适合的接班人，谷雨相信他在任上会大力整顿各种不法现象，至于大的改革，他既无心,也没有那个能力，谷雨还是很放心的。

　　若是顾金声能够很好的协调党内外各种关系，今年还不到六十的他可以干三届，等到八十年

　　代中期，谷雨非常在意的年青一代就应该锻炼得差不多了，到时候大家伙协调选择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可以一路做到新世纪。

　　若是顾金声的整顿得罪人比较多，搞得党内反对声音特别大，谷雨也有相应的准备，他会把很擅长协调关系的李锡文推到第一枢机的位置上，顾金声干十年，李锡文再干十年。

　　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一套比较稳固的十年任期制，接下来的第四任，就算想搞事情，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一转眼新世纪就到了。

　　一旦熬到了新世纪,谷雨就基本放心了，那个时候中国环太党的统治已经超过了六十年，应该会形成统治惯性，只要有了惯性，谷雨就不担心了，说到底就是前五十年难熬。

　　至于新世纪之后中国的政局演变，谷雨也懒得管，只要他能够保证半个世纪国家不出大乱子，中国就会变得相当强大，后人就算折腾，也有足够的空间不至于顷刻间翻盘，戈地图那种货色毕竟千古少有，中国历史上更是没有。

　　可以说此时此刻的谷雨彻底成熟了，也可以说昔日那个大开大合，无所顾忌的谷雨变得越来越保守，所以即便会议上，老同志们叽叽歪歪，充满了这样那样的抱怨，谷雨也只是一笑了之，这些同志大多利益受损，叫唤两句，总比拿着枪发泄不满好。

　　老同志们也不仅仅是发泄不满，一些同志提到的问题也引起谷雨的深思，其中有一位同志说起了企业改革，中央鼓励地方搞建设，辛辛苦苦办了好些企业，现在不少扛不住了，这里面有的确实是干部胡作为，但也有一些是没办法，竞争不过。

　　既然扛不住了，这些企业对外出售，哪怕低价出售也可以理解,虽然这个过程中，各种乱象不少，但若是企业盘活了，每年能收到税，总比亏钱，每年要政府补贴强。

　　但有一个问题，地方政府没有注意到，有很多很多同志为这些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并没有买社保和医保，现在企业也倒了，这些人晚年怎么办?

　　这位老同志也提到了自己，为革命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抗战胜利后，也没干多少年就退休了，不仅在任拿了退休了，退休了又拿了一大笔这个金，那个金，到现在还在拿，我们这样做对吗?这不是在搞特权吗?

　　在这些中顾委委员面前，谷雨倒也坦诚,“咱们这一套搞法或许有一些问题，但符合人情，当年大家伙提着脑袋干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很多同志因为能力上的问题又只能退居二线，再不给好的退休待遇，他们心里能平衡吗?

　　这些同志心中没办法平衡，就有可能搞事，需知他们是拿着枪的，万一闹出点什么，影响了建设，反而得不偿失，说句不好听的，这就是现代版，贫民版的杯酒释兵权!”

　　谷雨说的是大实话,那位老同志心里也明白，他微微摇头,“说到底还是我们这些老同志觉

　　悟不行!”

　　“世间万物都是螺旋发展的,社会意识也同样如此，我们有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历史，从民国建立到我党掌控大局不过二十多年，我们现在掌权的同志都出生在清朝末年，专制皇权时代种种影响和传统还有所保留。

　　即便我们很多同志接受了革命教育，思想进步了不少，但以前的种种还是有影响的，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必须做一些妥协,这无可厚非!”

　　谷雨这么一说，很多老同志自然认可，谷雨接着说道，“我们的退休制度现在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农民不仅没有保障，还要缴纳农业税;国有企业职工和民企职工的各项待遇还是有差距的;党政干部与企业职工同样有差距;离休干部和退休同志也有差距!

　　香港有些报纸说我们搞三六九等，人家说得没错，这就是三六九等，可不这样做行不行，不行，我们的现状决定了我们的选择!”

　　谷雨断言道，“我们不可能像上兼容，没那份钱，不要说我们，家大业大的苏俄也做不到，他们的中央局委员退休时能拿个两百卢布就不错了。

　　也不可能向下兼容，在座的很多同志也不会答应，并不是每一个同志都好说话，都有好觉悟，就算他们好说话，有好觉悟，他们的家人，他们身边同志吗?我们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是大公无私，那是不现实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重要性和亲疏关系搞三六九等，这是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搞新民主主义，不能搞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什么叫物质极大丰富，最起码是不应该担心衣食住行，可以让所有的孩子上大学，可以让年青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让老人不用老了老了，还要为养老和医疗发愁。

　　我们现在做得到吗?做不到，既然做不到，就不能幻想搞低水平的平均主义，那不现实，不是每一个同志都有那么高的觉悟，那样做不可能长久得!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发展，大力发展，把蛋糕做大，让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到很高的程度，到时候可以提高基本的养老和医疗，让城市职工安心;也可以取消农业税，如同美国一般给种地的农民补贴，让他们不断提高生活水平......"

　　说到这里，谷雨停顿下来，目光扫过在场的老同志，“在场很多同志比较委屈，四五十岁就退居二线，现在中央又准备搞一刀切，1910年前出生的同志都要退下来，很多很多同志有意见，我能够理解。

　　在农村的菜市场，围绕着多收三毛钱，就有可能闹出人命，更不要说涉及到职务、权力和待遇，这里面的差距太大了，不仅仅影响自己，子女、身边同志乃至于培养器重的干部都会受影响，大家伙又怎么可能平衡?

　　但同志们，我希望大家记住，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这条船不断往前看，不断做大蛋糕并不容易,船上的每个人都要付出一些牺牲，要不然这个船跑不动，蛋糕也做不大，一个不小心，翻船都是有可能的!

　　现在牺牲的可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干部，革命时期那么多烈士他们牺牲了，他们的家属我们都照顾的很好吗?江西那么多烈士家属，是什么情况，在座的比我清楚。

　　那么多因伤致残的革命军人，他们大多数是得到了照应，但相比于他们的痛楚，我们给的那点钱又算得了什么?还有工人、农民、科技工作者，哪个没有牺牲?

　　即便是你们一些同志诟病的那些民族资本家、华侨资本家，我跟你们说，他们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市场经济风云变幻，今天赚钱，明天亏钱是常有的事情，谁也不敢说一定能稳定赚钱。

　　尤其是当下，国外出现了经济危机，我刚刚从香港过来，香港的房价一年不到跌了一半，股市更是跌了六七成，而且现在还在跌，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扛不住跳楼。

　　可能有人说他们搞投机活该，但市场经济下投机是资本家的本能，但凡有机会，资本家都会投机，这些年各地企业囤这个，囤那个，赚到了钱当然是好，那些囤亏了，倾家荡产的你们是没有看到。

　　我们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市场体系，把那些容易躺着赚钱的，好赚钱的基本都收归国有，房地产也搞了两房，还对囤房等等行为严厉打击，就是不让资本家有机会躺着赚钱，这一切资本家们都是知道的。

　　他们也不满意，在他们看来，他们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很多华侨和一些抗战期间起步的资本家就说，当年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能那么顺利的击败日本人吗?虽说大言不惭了一些，但抗战期间，他们确实有贡献!”

　　谷雨又指了指自己，“再说一说我本人，我现在还处在政治家的黄金年龄，我再干十年，二十年，乃至于干到死，都是有可能的，我为什么主动退下来，还不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这是不是牺牲?

　　我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小女儿和小儿子经商，大女儿在自然科学基金会做副秘书长，两个女婿，大女婿是科学家，二女婿是工程师，媳妇在高校担任普通职务。

　　这些安排好不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我需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有悠久专制历史的国家，凭什么我们一些干部可以安排子女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我就不能让孩子们继承我的政治影响力?是权力重要，还是金钱重要，我会不知道吗?这是不是牺牲?“

　　谷雨再一次在会场上逡巡一番，然后说道，“既然我们所有人都有牺牲，都做不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就要相忍为国，少说抱怨的话，大家寻找一个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把大船推着往前走，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

　　这段时间，中顾委不断开会，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有的还相当激烈，我也没怎么回应，可能有些同志不满意,今天回应了一把，同志们觉得可以理解，那就按照我的提议办。

　　若是觉得还不能理解，那我也懒得再费口舌，中央委员会曾经赋予我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我一直没有用过，但如果有必要，我完全可以行使最后决定权，我相信绝大部分同志是站在我一边的!”

　　谷雨这番话一出，基本上把话说尽了，也把很多不方便对外说的东西都挑明了，到了这一步，所有同志都知道只能相忍为国，因为谷雨发出了最后的威胁，你们若是再挑衅，那我就不相忍为国了，你们能挡得住吗?

　　所以这番讲话之后，围绕着换届的种种争论扫清了大半，大家开始了实实在在的讨价还价，谷雨也愿意做一些妥协，哪怕一些人事安排不是他的本意，但只要大的方向不出乱子就代表这一次换届的成功。

　　也就在谷雨忙活换届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苏俄的外交终于获得了重大突破，就在1969年石油危机爆发后，联邦德国新当选的总理勃兰特敏锐的意识到二战结束至今，世界大国间的实力对比变了。

　　此时的美国深陷石油危机和黄金危机，实力大损，英国则患上了“英国病”，法国内部同样各种混乱,西方主要大国不希望在这个时候继续加深与苏联对抗。

　　而苏俄各地的油气田黑金滚滚，国防工业在乌斯季诺夫元帅的领导下取得空前成果，无论是民心、还是经济实力乃至国防能力，均蒸蒸日上。

　　另外还有远离欧洲的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迅速跻身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欧共体、美国和苏俄。

　　这一切都说明，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时联邦德国如果继续唯美国马首是瞻，紧跟在英国和法国身后，对抗苏俄,只会让联邦德国处于危险的边缘。

　　为了避免继续变成冷战角逐的主战场，影响到经济发展，社民党出身的总理的勃兰特主动向苏俄提议举行谈判，争取签订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协定。

　　为了取得外交上的成功，勃兰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决定承认波兰占据的德国领土，并在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主动下跪，以改善西德的外交环境。

　　马祖罗夫迅速作出积极反应，派出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后与西德代表进行了共15轮谈判，在克服了一系列障碍之后，1970年8月12日，勃兰特亲自来到莫斯科，与苏俄签署《莫斯科条约》，《莫斯科条约》的签订对德苏双方来说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对于西德来说，《莫斯科条约》打破了两德之间“汉贼不两立”、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此前，西德坚持不承认东德，而且，谁与东德建交，西德就与谁断交，这不仅没有压制住东德，反而使得西德在国际社会愈发孤立。

　　签订《莫斯科条约》之后，西德陆续与多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交，接下来,也将和东德同时加入联合国，取得重大外交突破。

　　联邦德国的高层相信,只要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交流的加深，西德不断扩展自己的经济影响和文化优势，使东德相形见绌，从而实现德意志民族的最终统一，并迅速使自己的政治影响扩展到全欧洲乃至全世界。

　　而对于苏俄而言，这一条约同样意义重大，联邦德国终于在二战结束二十五年之后，承认了战后东欧各国疆界的合法性，尤其是联邦德国承认了民主德国，并且保证不会使用武力改变现状，这就是默许了苏俄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现状不被改变。

　　以此为开端,北约诸国的铁板一块松动了，更重要的是，连当事国西德都承认了，美英法有什么资格不承认苏俄在二战中获得的种种利益。

　　可以说这是苏俄外交的一次伟大胜利，而对于主导谈判的马祖罗夫而言，这次对西德外交的胜利，也让他开始确立自己在苏联外交决策领域的主导权，进而树立独一无二的领袖地位......

　　借助这一次外交上的胜利，苏俄高层一边与美英法三国谈判彻底解决柏林问题和南斯拉夫问题，一边搞出了一个六点和平纲领，号召裁军。

　　目标非常明确，继续分化欧洲和美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好减轻苏俄的国防压力，同时要乘着西方的经济危机,大规模进口欧洲先进的工业设备，完成苏俄工业的新一轮技术升级。

　　苏俄不仅仅在欧洲问题上获得了重大突破，在对美外交上同样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样也在1969年底，苏俄和美国正式开启了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的相关谈判，而且进程还相当顺利，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打算派出基辛格访问苏俄，彻底打破僵局，这更让苏俄高层欢喜。

　　似乎一日之间，苏俄历代领导人钢铁、赫鲁晓夫、科兹洛夫所追求的美苏共治世界战略取得了成功，但苏俄并不清楚，尼克松已经找准了苏俄的要害......

　　在基辛格与中国进行秘密外交接触后，美国启动了新一轮分化中苏的战略行动，在推进中美相关谈判时，美国多次抛出非此即彼的要求，尽最大可能限制中苏两国的经济和科技合作。中国不是想扩张在欧美的出口吗?那美国就要求中国确定相应国家标准，要向欧美靠拢，摒弃与苏俄有关的标准。

　　又比如在航空领域，美国要求中国大规模进口美国飞机，愿意给出这样那样的优惠条件，甚至连发动机都愿意拿出来和中国合作,但前提是中国减少甚至不再购买英苏飞机。

　　美国人的理由很高大上，美国给了一大堆好处，都是英苏办不到的，要么英苏给同等条件，要么中国降低要求，美国不能白给好处，这是对美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在美国的不断要求下，中国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也间接限制了中苏的相关经济和科技交流,中国甚至还是半推半就,主动靠拢，因为关贸总协定能提供的市场，远不是苏东可比的.......

　　美国对苏俄也调整了战略，一手软，一手硬，虽然在战略核武器领域,美国主动提议缩减数量;在欧洲方向，允许西德与苏俄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可谓缓和动作不断。

　　但与此同时,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以维护盟友领土和主权完整为由，格外强硬，将阿富汗驻军增加到两万人以上，不断支持阿富汗政府军进攻北部山区，并不断要求苏俄放弃阿富汗北部利益。

　　在中东和印度方向，美国也非常明确,要求苏俄缩减提供给阿拉伯国家和印度的武器质量和数量，尤其不能提供核技术，说这是为了地区和平着想，你们不是发出和平呼吁吗?怎么对外输出核技术......

　　而在经济问题上,尼克松一改过去对苏俄的严密封锁，允许美国和欧洲企业与苏俄合作，以此作为美欧摆脱经济危机的手段，还允许给东欧各国借款,但与此同时,美国在施压中国的同时，也对苏俄施压。

　　美国和苏俄的贸易谈判中，往往有意引入中国话题，中国为什么发展那么快呀，你们苏俄乱给技术，连战略轰炸机都给了，这样下去怎么行。

　　你们想引进一些特殊技术并无问题，但苏俄需要保证不能流传到中国，至于如何保证，那就需要苏俄做出一定的动作。

　　诸如此类的要求不断，美国利用其经济和科技上的领先，有意搞分化，不管是中国，还是苏俄都不得不妥协，两家一妥协，中苏经济合作哪怕数量还行，但质量就有所影响了，自然而然,两国本来密切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又出现了降格.......

　　事实上，这些还不是尼克松对苏政策的关键点，相比于此前历任总统，尼克松将和平演变政策提升为国家战略，他认为这是彻底击败苏俄的关键。

　　尼克松在担任副总统访问苏俄，与赫鲁晓夫搞厨房辩论时，对苏俄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他也敏锐的发现了苏俄的致命缺陷，苏俄提供不了优质的物质生活。

　　虽然美国及其盟国对待苏俄总是以强硬对强硬,在常规兵力、战略武器、领土问题和第三国家颜色问题等领域疯狂争夺，尽管胜多败少，但却伤不了苏俄的根基。

　　尼克松认识到要想彻底击败苏俄,必须从思想上瓦解苏东阵营，这就需要推行和平演变，争取苏俄民心，同时在个人形象上放低身段，打破美国在他国眼中的霸权主义印象。

　　他还想尽办法，减轻苏俄的敌视，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俄搞缓和，破除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藩篱，不断创造条件，增加敌我双方的交流机会，并拉拢苏东官民实地考察北约诸国，进而怀疑本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1970年八月底，不按常理出牌的尼克松交代即将秘密前往苏俄的基辛格,除了与苏俄谈判敲定战略核武器相关协议外，也和苏俄谈一谈压制中国的发展，苏俄肯定很有兴趣，基辛格笑着点点头!

　　同样也在1970年八月底，经过长时期的党内磋商，中国环太党终于敲定了党的十二大中央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总共由六个人组成，也就是顾金声、于言清、孙运璇、雷任民、马冀、寻怀周。

　　本来中央要确定七个人，但第七个却迟迟定不下来，最后看到时间来不及了，决定就六个人了，若是出现3:3平票，那就向谷雨同志请示，由他来做最后决定......